第67章 你们想剪枝，我们连根移栽

　　裴文昭被押出翰林院那日，天光未亮。

　　青石阶上霜色如铁，他一身素袍走在最前，身后两名御史随行，脚步整齐得近乎冷酷。

　　晨风卷起衣角，吹不散围观众人低语——“竟敢当众焚毁朝廷文书”“听说七王府夜夜递信，图谋颠覆礼制”……流言像藤蔓，一夜之间缠满京城坊巷。

　　可他知道，自己烧的不是圣谕，而是伪造的供词。

　　那页纸落进铜盆时，火苗猛地窜高，映得他眼底一片赤红。

　　上面写着“先帝遗诏已毁，无需再议”，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若非他曾参与贞元末年内廷档案整理，根本看不出破绽。

　　而就在火焰吞噬最后一角的瞬间，一道琉璃泡轻响自远处传来，像是某种暗号，又像命运的叩门。

　　三日后，监察御史率吏卒抵达裴府门前，却见大门紧闭，门环贴着大理寺封条，朱漆鲜红刺目。

　　沈砚舟立于阶下，手中执卷，神情肃然：“裴评事涉案待查，书房已依律查封，司法未结案前，任何人不得擅入。”

　　御史冷笑：“你大理寺何时管起翰林清议了？”

　　沈砚舟抬眸，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若连证据都保不住，谈何清议？”

　　门内书房深处，一部厚册正静静躺在《大胤律疏》夹层中，封面无字，内页却密密麻麻记满了“灯变”前后宫禁调动、钱粮流向、官员异动。

　　那是裴文昭亲手誊抄的最后一版《灯变实录》，母本唯一。

　　于是谢云澜来了。

　　她带着十二乐坊的伶官走入市井，在春社祭台上唱起新编节气诗。

　　“春分到，火焚真诏日；清明至，三百二十七魂名……”曲调婉转，似吟似叹，百姓只道是应景雅趣，无人察觉其中藏着多少冤骨姓名。

　　更妙的是，苏锦黎早已授意周砚卿联络京兆尹府学官，将这些诗句编入“童蒙养正课”。

　　每日清晨，千余名幼童端坐学堂，提笔描红，口中念诵：“冬至寒深风不止，赦令藏灰烬中。”

　　教习起初不解，只当是练句习字。

　　直到某日抽查背诵，一稚童脱口而出：“先帝有诏不能违！”满堂愕然。

　　那孩子抬起头，眼神清澈：“先生，这不是描红本上的句子吗？”

　　的确如此。

　　苏锦黎翻看样本时便已设计妥当——每页边角印一行小字，墨色极淡，初看如虫迹，细辨却是整段遗诏残句。

　　孩子们日日临摹，不知不觉，就把被抹去的历史刻进了记忆。

　　与此同时，萧澈出现在宗学讲堂。

　　他披着狐裘，脸色苍白，咳声不断，却被一群八岁以上宗室子弟团团围住。

　　每人手中发了一张描红帖，纸面粗糙，印着飞白体残句。

　　“这是什么字体？”一个小郡王好奇问。

　　“祖宗写的字。”萧澈淡淡道，“你们认得出来么？”

　　孩童们摇头。

　　他笑了笑，命人铺开拓本对照——正是陶铃内壁所刻赦令全文，笔势苍劲，藏锋于拙。

　　几日后宫宴，皇帝设席款待宗亲。

　　酒过三巡，一名小郡王奉命即兴书字，提笔写下“永不开禁”四字。

　　满座哗然。

　　那笔迹，竟与太庙碑阴所刻如出一辙。

　　宗正卿当场震怒，斥其“妄拟先帝手泽”。

　　萧澈却只是轻咳两声，缓缓起身：“孩子不懂避讳，但话说回来——既然是‘祖宗之言’，为何不能学？难道我们连认自己祖先的字，都要被拦下不成？”

　　殿内一时寂静。

　　皇帝坐在上方，指节微微发白，终究未语。

　　风波看似平息，实则根脉更深地扎入泥土。

　　数日后，沈砚舟在大理寺偏房审阅各地翻案卷宗，烛火摇曳，窗外雨落如织。

　　一份来自南直隶溧水县的旧档引起他的注意：三年前，该县令上报“掘毁淫祠一座”，并附焚尸记录，称“恐惑乡民，故灭迹以安人心”。

　　他皱眉翻页，发现随文附图中有一块残碑拓片，虽经磨蚀，但仍可见“贞元二十”四字残痕。

　　而尸骨处置记录极简，仅一句：“骸焚于野，碑石回炉。”

　　他盯着那行字良久，忽然意识到不对——

　　按律，毁祠需报礼部备案，此件却由兵曹直批；且“回炉”二字，通常用于金属器物，何曾用于石碑？

　　他缓缓合上卷宗，指尖微颤。

　　烛芯爆了个火花。

　　沈砚舟合上那卷溧水旧档，指尖在封皮上轻轻一叩。

　　窗外雨声未歇，檐下积水滴答作响，像某种无声的倒计时。

　　他不动声色地将卷宗归入“水利弊案”类目，另誊一份副本，用火漆封缄，交予心腹暗卫：“送进王府，亲手交给七殿下。”

　　这份记录看似只是地方小吏毁祠焚碑的陈年旧事，但牵出的线头太多——县令姓苏，乃安国公府旁支远亲；而批文上的兵曹印鉴，竟与当年“灯变”之夜宫门调度令出自同一掌印官之手。

　　更蹊跷的是，行动所耗银两，明载为“修渠专款”，可户部账册显示，该笔款项从未拨至工部，反由内库直付边军协防营，再无下落。

　　这不是寻常贪墨。

　　这是有人借朝廷名目，系统性抹去一段被禁止存在的历史。

　　沈砚舟起身踱步，烛光把他瘦削的身影拉得很长。

　　他想起裴文昭被押走那天，在大理寺偏堂递来的半页残笺——上面只写了一句：“贞元二十一年春，先帝召三十六臣于西苑密议，未出。”

　　如今看来，那座被掘毁的无名坟，或许正是其中之一的埋骨之地。

　　他提笔拟奏疏，字斟句酌。

　　不提私刑、不论政争，只讲礼制崩坏之危。

　　他说：“天下之所以信朝纲，在于存迹以证是非。若坟茔可平，碑石可磨，则孝道何依？祖训何凭？”继而提议设“历史遗迹保护司”，专查十年前冤案遗存，由礼部、大理寺共监，许民间举证，许史官复勘。

　　奏本递上去那一日，朝中哗然。

　　保守派怒斥其“借古非今”，翰林学士联名驳议，称此举将致“百年旧账翻腾，动摇国本”。

　　可礼部侍郎却在廷议上沉声道：“我朝以孝治天下，若连一座百姓私坟都护不住，还谈什么慎终追远？”此言一出，满殿默然。

　　数日后，皇帝准奏试行一年，衙署暂隶太常寺辖下。

　　消息传出，各地已有十余起类似毁碑灭迹之事浮出水面。

　　寒夜深处，裴文昭独坐空房。

　　门外有差役轮守，屋内冷如冰窖。

　　他靠着窗，听巷外风声，忽闻远处传来稚嫩齐诵——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初七，诏曰：‘社稷之重，在信不在兵……’”

　　是《灯变实录》的序言。

　　声音由远及近，像是从某处学堂传来，清亮如泉，一字不差。

　　他怔住，许久才缓缓抬起手，从袖中取出那片陶片。

　　边缘粗糙，中央一个“赦”字深深刻入，凹纹清晰可辨。

　　这是苏锦黎派人趁夜送来的“家祠铭刻”残件，据说是从某座已被拆毁的老祠堂墙基里挖出的唯一信物。

　　他摩挲着那个字，忽然低笑一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你们以为锁住了我……可现在，连五岁小儿都在替我写史。”

　　同一时刻，宫中首辅正欲呈报“严查民间私传逆书”，却被内侍拦下。

　　“陛下说了，”那人低声，“孩子们背的若是假话，为何听起来比朝会上的真话还像真的？”

　　殿内香炉烟缕袅袅，龙椅之上，皇帝闭目不语。

　　而在城南某间私塾的墙上，一张新绘的地图悄然张贴——纸上朱笔圈点，标着几处荒园、废庙与断桥，旁注小字：“旧碑所在，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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