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章 数据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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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气氛凝重的东宫密室,朱高晟与于谦并未返回各自的府邸,而是直接来到了朱高晟在京城暂居的王府。书房内,屏退左右,只余下他们二人,以及蜷在角落软垫上酣睡的三只小老虎。方才与太子的惊世之谈,余波未平,但朱高晟知道,思想的冲击需要消化,而具体的方略更需要夯实。他命人取来了厚厚一摞卷宗,其中既有户部公开的历年数据抄录,也有他通过商会、锦衣卫等渠道收集的更为详尽的资料。他要与于谦深入探讨的,是大明帝国肌体深处,那正在悄然萌动,却又被重重枷锁束缚的经济脉络与资本雏形。
“廷益,”朱高晟将一份整理好的数据图表推到于谦面前,“我们先来看看我大明当下的经济结构。这是近十年来,国库岁入的大致构成。”
于谦凝神看去,只见图表之上,数据清晰:
· 田赋(农业税): 占比约 75%-80%。这是绝对的大头,也是帝国财政的基石。数据明细显示,洪武年间全国垦田面积约 850万顷,至永乐初年,虽有增长,但受限于战乱、隐匿等因素,官方统计仍在 900万顷 左右徘徊。每亩平均税粮约 三至五升,但因地方加派、损耗等,实际负担往往更重。
· 盐课(盐税): 占比约 10%-12%。实行开中法,商人运粮至边关换取盐引,再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销售。此法曾有效保障边军粮饷,但如今弊端渐显,权贵占窝(垄断盐引)、盐引滥发导致商人守支(长期等待支盐)数年不得,盐课收入实际大打折扣。每年盐引发行量理论上可达 数百万引(每引约400斤),但实际入库盐课银往往不足。
· 茶课、商税、矿税、市舶司收入等: 合计占比不足 10%。其中商税三十税一,实际征收因吏治、商品流通限制等原因,远低于此比例。矿税时开时禁,收入极不稳定。而市舶司……朱高晟重点圈出了这里,“永乐初年,父皇虽重启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市舶司,但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厚往薄来,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年入……寥寥无几,有时甚至需倒贴赏赐。”
于谦看着这些冰冷的数据,眉头紧锁。他虽知农税为重,却未想比例如此悬殊,而商业相关税收竟如此微薄,且弊端丛生。
“殿下,如此看来,国库命脉,十之八九系于田土之上。然土地兼并,自古皆然,如今各地藩王、勋贵、士绅占田日益严重,隐户逃税屡禁不止,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于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隐患。
“不错!”朱高晟赞许地点点头,“廷益看得透彻。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却在增长。将财政过于依赖土地,就如同将高楼建于流沙之上,看似稳固,实则危机四伏。一旦天灾人祸,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流民或佃户,不仅田赋锐减,更会酿成民变,动摇国本!”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深沉:“而这,还只是表象。廷益,你可知,在我大明的江南苏松常杭等地,以及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广州等处,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形态,正在悄然生长?”
“新的经济形态?”于谦目光一凝,他虽非经济专才,但作为干练的能臣,对地方情弊亦有了解。
朱高晟翻开了另一份卷宗,里面记录着更具体的地方调查数据。
“我们以苏州、松江的纺织业为例。”他指着数据说道,“此地‘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的现象已颇为普遍。据不完全估算,苏松地区拥有织机 二十万张 以上,直接或间接依赖纺织为生者,恐逾 百万之众!”
“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两类人。”朱高晟深入剖析,“一类是拥有大量资本、织机、原料的‘机户’或‘账房’,他们自己不从事生产,而是雇佣‘织工’为其劳作,按件或按日支付‘工价’。另一类,则是除了自身劳力外,一无所有的‘织工’,他们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的银钱或口粮,以维持生计。”
“你看这份记录,”朱高晟念道,“‘苏州城东,大户张氏,雇织工百余人,日息万钱。’‘松江有沈姓者,家设稠密机房,佣工常食者数十人,计日受值。’这便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机户出资(资本),织工出力(劳动力),所产布匹丝绸用于售卖,目的乃是——获取利润!”
他引入了后世的概念,但用此时能理解的语言解释:“这其中的‘机户’,便可视为最初的‘资本家’雏形,他们手中积累的财富和生产资料,便是‘资本’。而‘织工’,便是出卖劳力的‘雇工’。这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生产方式,便是‘资本’的萌芽!”
于谦听得心神震动!他虽见过大户雇佣工匠,却从未从“资本”、“雇佣劳动”、“利润”这个角度去系统思考过其背后的意义。朱高晟的剖析,仿佛在他眼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社会经济肌理中潜藏的另一股汹涌暗流。
“再看景德镇的陶瓷业,”朱高晟继续举例,“‘陶有窑,窑有户,工有作,作有家,陶有所资,计日受值者。’其内部分工极其细致,有淘泥、拉坯、印坯、利坯、画坯、上釉、烧窑等 数十道 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可能由专门的匠户或雇工完成。这已是相当规模的 手工业工场 形态!其生产效率,远非一家一户的农闲副业可比。”
“还有佛山的铁冶、江西的纸张、各地的榨油、制糖……类似的情形,在那些手工业发达、商品流通频繁的地区,已非孤例。”朱高晟总结道,“这便是隐藏在田赋数据之下,我大明经济正在发生的、静默却深刻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然而,”朱高晟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这萌芽,生长得却极为艰难,甚至……扭曲。”
他指出了几个关键问题:
其一,意识形态的束缚。 “我朝立国,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乃是国策。商贾乃至这些拥有资本的机户、窑主,虽富,社会地位却不高。士农工商,商居其末。儒家思想虽不绝对排斥利益,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根深蒂固,追求‘末利’(工商业利润)被视为非正统,难以获得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和支持。这使得资本积累缺乏文化上的正当性,富商大贾往往选择将资本用于购买土地(加剧土地兼并)或培养子弟科举入仕(寻求政治庇护),而非持续投入扩大再生产。”
其二,政治地位的缺失。 “商贾、工场主虽拥有经济实力,但在政治上几乎没有话语权。政策制定、法律执行,完全由士大夫阶层把控。他们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代表和维护,随时可能因官府的一道政令、一次加派、乃至某个官员的贪索而倾家荡产。这使得资本极其脆弱,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
其三,旧有生产关系的阻碍。 “遍布各地的官营手工业(如织造局、官窑)、匠户制度(人身依附性强),以及地方行会的垄断、苛捐杂税、交通不便、市场分割(路引制度)等等,都像一道道枷锁,束缚着这萌芽的生长。资本渴望自由流动、扩大市场、降低成本,但现实却处处是壁垒。”
朱高晟看着陷入深思的于谦,缓缓说道:“廷益,你可以将这股正在萌芽的‘资本’力量,想象成一股被堵在堤坝后的洪水。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若能疏导利用,可以灌溉万顷良田,推动巨舰远航;但若一味堵塞,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要么是洪水冲垮堤坝,造成破坏,要么就是它在堤坝内扭曲、变质,成为滋养腐败和特权的温床。”
于谦深吸一口气,朱高晟的这番分析,结合详实的数据和深刻的洞察,让他对大明社会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之前更多关注的是吏治、军事、民生,此刻才恍然,经济结构深处的这些变化,同样关乎国运,甚至更为根本。
“殿下洞若观火,臣……茅塞顿开。”于谦由衷说道,“然则,如殿下所言,此萌芽既含潜力,又蕴风险。我辈当如何应对?是继续‘抑商’,扼杀其于萌芽?还是……另寻他途?”
“扼杀?”朱高晟摇了摇头,断然道,“此乃因噎废食,逆势而为!这股力量代表着更高的生产效率,代表着财富创造的新途径。我大明若要摆脱对土地的过度依赖,若要实现国库充盈、乃至最终‘免除农税’的宏愿,就必须正视它,引导它,利用它!”
他站起身,在书房内踱步,阐述他的经济改革构想:
“首先,明确国有与民营的界限。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如盐、铁、铜、硝磺等战略矿产资源,以及铸币、大规模军工生产、主干交通(如未来可能修建的铁路)等,必须由国家掌控,或由国家控股主导。 此举并非与民争利,而是确保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不受私人资本左右。”
“其次,在绝大多数非战略性行业,尤其是各类手工业、日用商品制造、国内外贸易、金融服务(如钱庄、票号规范化)、交通运输、乃至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应逐步、有序地向民间资本开放!”朱高晟语气坚定,“鼓励民间设厂、开店、组建商队船队。降低商税门槛,但要加强征收管理,做到‘轻税严管’,确保该收的税能收上来。简化路引手续,促进商品和人员流通。”
“更重要的是,要逐步赋予工商业者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权。”朱高晟目光深邃,“未来的‘议会’或‘资政院’中,应当有能够代表工商业利益的声音。要修订律法,明确保护私有财产(包括工商业资本)不受非法侵夺,保障契约的有效执行。打破官营和行会的垄断,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于谦听得心潮澎湃,但又不禁疑虑:“殿下,如此大刀阔斧,势必触动无数既得利益者,士林清议,恐难接受此‘重商’之举。”
朱高晟微微一笑,笑容中带着一种融汇百家的智慧:“所以,这需要思想上的革新,需要 儒家、法家、乃至兵家智慧的结合。”
“儒家,可取其‘民本’、‘富民’之思想。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让百姓拥有产业(包括工商业),方能安居乐业,天下安定。我们推行工商,并非摒弃仁义,而是为了‘藏富于民’,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仁政目标!此乃 ‘儒体商用’ 之道。”
“法家,则取其‘法治’、‘强兵’之精神。商鞅变法,重农亦重战功赏罚。我等需制定严密的经济律法,明确规则,严格执法,打击不法,保护合法经营。同时,强大的工商业意味着更强的国力,能支撑起更强大的军队,此乃 ‘富国强兵’ 之基。”
“兵家,”朱高晟眼中闪过一丝锐光,“《孙子兵法》云:‘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发展工商,开拓海贸,便是在经济上‘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我们能从国内外市场获取巨大财富,支撑军费,而不必完全依赖于对国内农民无休止的压榨。此乃 ‘以战养战’ 在经济上的运用!”
他将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巧妙地融合到了他的经济改革蓝图之中,赋予了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政策以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理论支撑。
于谦怔怔地看着朱高晟,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他仿佛看到了一位超越时代的巨人,正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将历史的脉络、经济的规律、百家的思想,熔于一炉,锻造出一幅前所未有的、恢弘壮丽的帝国蓝图!
这已不仅仅是治国方略,这近乎是在重塑社会的根基,引导文明的走向!
巨大的信息量、超前的视野、严密的逻辑、以及对百家学说信手拈来的融会贯通……这一切,如同汹涌的浪潮,冲击着于谦固有的认知体系。他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那是思维被强行提升到全新高度时的不适与兴奋。
在他心中,朱高晟的形象,已然超越了“明主”的范畴。其所思所想,所谋所划,已经达到了一个他难以完全理解,却又本能地觉得无比正确、无比崇高的境界。
【这……这真的是凡人所能企及的智慧吗?】于谦在心中无声地呐喊,【或许,殿下真的……身负天命?亦或是,他就是照亮这个时代,指引大明乃至华夏前行的……道标?】
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敬畏与崇拜,在于谦心底油然而生。他之前所有的忠诚,更多的是基于对朱高晟人品、能力和理想的认同。而此刻,他感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都被朱高晟那深不可测的智慧所征服、所照亮。
他真正意识到了这个社会深处潜藏的危机与机遇,也无比清晰地看到了那条通往“天下为公”理想彼岸的、虽然艰难却充满希望的改革之路。
于谦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激荡,站起身来,对着朱高晟,深深一揖,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虔诚与坚定:
“殿下之智,如皓月当空,臣如萤火,难窥其万一。然,臣虽愚钝,愿竭尽驽钝,追随殿下,学习领会此经世济民之大道,为这‘富国强兵’、‘天下为公’之伟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知道,前路必定荆棘密布,挑战重重。但能追随这样一位拥有近乎“神性”智慧的主君,参与这场注定将改写历史的伟大变革,他于谦,此生无憾!
朱高晟看着于谦那因震撼和激动而微微发亮的眼神,知道这位历史上的名臣,终于从思想到灵魂,都彻底地、毫无保留地站在了自己这一边。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扶起于谦。
“廷益言重了。你我君臣,同心同德,何愁大事不成?来,我们继续详谈,这经济改革,具体该如何一步步推行,这第一刀,该从何处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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