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 历史名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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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斯(秦朝丞相):“其能可倚,其‘越权’必惩”

  “狄仁杰理狱一年结万七千案,治边能退契丹,这份实务本事,比我手下只会引经据典的博士强。他焚江南淫祠、禁巫祝陋习,是‘破乱象、立秩序’,跟我帮始皇帝‘书同文、车同轨’的思路一致,算个懂‘集权’的明白人。

  但他最大的错,是‘干预君权’——武则天立储本是君主家事,他却用‘解梦’‘情理’游说,这是臣子越界!始皇帝治天下,讲究‘君权独断’,臣子只需‘令行禁止’,哪容得这般‘揣度君心、左右决策’?若他在秦朝,早按《秦律》定个‘惑乱君心’之罪;就算用他管司法,也得派御史紧盯,敢有半分越权,立刻废黜——能臣需用,但绝不能让他动摇皇权根基。”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其‘智’可传,其‘仁’可颂”

  “我写《史记》,最看重‘人物本心’——狄仁杰被来俊臣诬陷时,‘先认罪再翻案’,不是贪生,是留着命继续救百姓、安天下,这份‘以大局为重’的智慧,比那些‘宁死不屈却无实效’的死士更有价值。他救豫州六百囚、劝停浮屠修建,处处念着民生,这份‘仁心’,够得上《循吏列传》的典范。

  但他也有‘圆融’之嫌:劝武则天立太子,不用硬谏用‘解梦’,虽保了自身、成了事,却少了些‘犯颜直谏’的风骨。我若写他,会把他的‘智’与‘仁’都记下来——让后人知道,忠臣不仅要‘敢为’,更要‘能为’;能在乱世中保全自己、办成实事,比‘一死报君’更难,也更可贵。”

  包拯(北宋名臣):“其‘断案’我师,其‘圆融’我慎”

  “我一生以‘铁面无私、断案如神’为信条,狄仁杰一年结万七千案无申诉,这份‘精准理狱’的本事,是我的榜样。他守律法却不苛责,救无辜却不越权,比那些‘只认法条不认人情’的酷吏强百倍——断案的根本是‘护民’,不是‘显威’,这点他比我做得更细腻。

  但他面对酷吏时‘先认罪再翻案’,虽懂自保,却让我有些顾虑:我断案从不妥协,哪怕面对权贵也敢硬刚,狄仁杰却懂‘迂回’。或许是时代不同——武周酷吏横行,他不得不圆融;但在我朝,若为自保而妥协,恐难守司法公正。我佩服他的‘智’,却更愿守我的‘刚’——刚直或许会得罪人,却能让百姓信律法、敬朝廷。”

  王安石(北宋改革家):“其‘治世’可学,其‘守旧’可弃”

  “我推行变法,靠的是‘敢破陈规、务实为民’,狄仁杰焚江南淫祠、整肃民风,敢动民间积弊,这份魄力,跟我改青苗法、募役法的思路一致。他治宁州安胡汉、守魏州退契丹,用‘柔治’解难题,比那些‘只会用强、不懂变通’的官员更懂治世。

  但他太执着于‘李唐正统’,劝武则天立李显,本质是‘守旧’——天下安稳靠的是‘治理得法’,不是‘血统正统’。我搞变法,就是要打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念,狄仁杰若在我朝,或许会支持变法的‘为民’之心,却难接受变法的‘破旧’之举。他是‘治世能臣’,却成不了‘变革之臣’——守成易,破旧难,这点他不如我手下的吕惠卿(变法派核心)。”

  海瑞(明代清官):“其‘为民’之心与我同,其‘避祸’之智我不及”

  “我一生敢骂嘉靖、敢怼权贵,只为‘护民生、守公正’,狄仁杰救豫州囚、劝停浮屠,跟我心思一般无二——臣子的本分,就是替百姓说话,哪怕得罪君主也不怕。他断案不徇私、治民不折腾,这份‘清正’,比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强千倍。

  但他在酷吏手下‘先认罪再翻案’,这份‘避祸智慧’,我不及也。我当年上《治安疏》,明知会触怒嘉靖,却仍硬刚,差点送命;狄仁杰却能在保命的同时办成事,比我更懂‘隐忍成事’。或许是我太‘刚’——刚直能显气节,却难成实事;狄仁杰的‘刚柔并济’,才是乱世中护民的真本事。我佩服他的‘智’,也愿学他的‘圆融’,只为能多替百姓办些事。”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其‘顺势’之智,乱世能臣的典范”

  “读武周史事,知狄仁杰之幸,在于‘懂顺势、不逆势’——酷吏横行时,他不硬扛;武则天犹豫立储时,他不硬争,用‘解梦’‘情理’顺势劝说,既保全自身,又办成大事,这份智慧,是乱世能臣的核心。他的‘忠’,不是忠于武则天,也不是忠于李唐,而是忠于‘天下民生’——只要能安百姓、稳天下,无论是武周还是李唐,他都愿效力,这份‘以民为本’的格局,比那些‘只认正统、不顾民生’的酸儒高得多。

  但他也有‘局限’:始终在‘皇权框架内’做事,从未想过‘突破皇权救天下’。明末乱世,若只学他的‘顺势’,却无‘破局’的魄力,终究救不了天下。他是‘治世的能臣’,却不是‘救世的志士’——时势不同,所需的臣子也不同,这点后世当明辨。”

  荀彧(东汉末·曹魏谋臣):“其‘能’可嘉,其‘节’有亏”

  “我一生守‘奉主匡扶汉室’之节,哪怕曹操权倾朝野,也未敢背离初心。狄仁杰先事李建成,再事武则天,虽称‘为天下安’,终究是‘择主而事’的变通——他若真有‘守节’之心,李建成死后,大可归隐山林,而非转身效力杀主之人。

  他断案安民、治边有功,这份‘能’确实难得,可‘臣道’的根本是‘从一而终’。当年我劝曹操‘勿称魏公’,是守君臣之礼;狄仁杰却在‘旧主已亡’后另事新君,纵有再多治绩,也难掩‘节亏’之过。若在我朝,这样的人可用其才,却不可付以心腹之任——怕他哪天见势不对,再改投他人。”

  范仲淹(北宋名臣):“其‘忧民’之切,与我同频;其‘成事’之智,我当学之”

  “我写‘先天下之忧而忧’,所求不过‘为君分忧、为民请命’,这与狄仁杰的初心不谋而合。他救豫州六百无辜、劝武则天停建浮屠,每一件事都围着‘百姓疾苦’转,这份‘不顾个人安危’的忧民心,比我当年戍守西北、推行庆历新政时的劲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刚柔并济’的智慧:面对酷吏不硬扛,留着命再做事;劝君主不硬争,用‘解梦’说透道理——我当年推行新政,若能学他这般‘变通成事’,或许能少遭些反对,让政策多帮些百姓。他是‘能臣’,更是‘智臣’,这份‘既守初心,又懂变通’的本事,值得所有为官者学。”

  方孝孺(明代儒臣):“其‘易主’之过,终难洗白;其‘安民’之功,不可否认”

  “我秉持‘君为臣纲’,建文帝待我恩重如山,就算朱棣以灭十族相逼,也绝不改‘忠臣不事二主’的节。狄仁杰倒好,先事李密、再事建成、后事武则天,三次易主,还以‘为天下’为借口——若‘为天下’便可背弃旧主,那君臣之义、伦理纲常,岂不成了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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