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迷茫的“关东大侠”

　　随着徐渊的国术水平进入一个稳定的成长期，杜心五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华武术协会上，此时国内的局势也吸引着他们的目光。

　　1928年的中国，正处于从北洋政府时代向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过渡的剧烈震荡期。这是一个血流成河又希望萌生的年份，旧军阀的覆灭、新军阀的崛起、列强的干涉、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的星火，共同勾勒出这一年的复杂图景。

　　年初北洋军阀的统治就已经岌岌可危。直系军阀吴佩孚退守山东，但其部下多有倒戈，最终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彻底失败，不得不流亡海外，结束了军阀生涯。另一位直系巨头孙传芳，其“五省联军”也土崩瓦解，部队大半溃散或转投蒋介石，他本人也成了空头司令，后投靠张学良。

　　最大的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伐军的压力下决定退回东北。然而，因未能满足日本对东北的更多权益要求，日本关东军于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企图制造混乱以趁机占领东北。

　　随着张作霖的死亡（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统治中国十六年的北洋军阀时代正式落幕。但所谓的“统一”仅仅是形式上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能掌控的只有东南数省。其他强大的军事集团各自为政：

　　冯玉祥的西北军占据陕、甘、豫、鲁等地，兵力约40万。

　　阎锡山的晋绥军掌控山西、河北和平津地区，兵力约30万。

　　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势力则从两湖延伸至河北，甚至短暂控制上海，兵力约30万，以战斗力强着称。

　　这些集团之间矛盾重重，例如在“迁都”问题上，冯玉祥、阎锡山希望迁都北京以便控制，而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支持，李宗仁等南方实力派也支持定都南京，最终迁都之议被否决。这为接下来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

　　军阀间的混乱局势也给列强的干预以可乘之机。

　　当北伐军进军华北时，日本深感其在华利益受到威胁，特别是担心英美势力随北伐军北上。4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第三次出兵山东。

　　5月3日，日军向北伐军和济南市民发起突袭和残酷虐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日军残忍杀害了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蔡公时在被杀害前遭受了割耳、割鼻等极端暴行。日军的暴行持续数日，中国军民死亡超过6000人，伤1700余人。

　　面对日军的暴行，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下令北伐军“不准开枪还击”，并绕道北伐。此举虽然保证了北伐的继续进行，但也暴露了国民政府的软弱，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反日浪潮。

　　这一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充满血色和艰难探索的一年。蒋介石清党后，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革命转入低潮。

　　1928年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和经济中心，局势同样复杂。

　　工人运动在低潮中调整，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极为困难。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提出了“工会工作到群众中去”的正确意见，工人运动策略从直接进攻转向了深入群众、积蓄力量。

　　列强势力依然强大，上海租界依然是外国势力的“国中之国”，享有特权。

　　这是一幅新旧交替、希望与绝望交织的复杂画卷。北洋军阀的覆灭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和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的统一。然而，国民党新军阀的割据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干涉等都清晰地表明，中国的统一与复兴之路依然漫长而艰难。

　　一九二八年九月的一天，徐公馆，暮色初临。

　　演武场内的热气尚未完全散去，徐渊与杜心五方才一番搭手，非是搏命，而是意境与劲力的交流。徐渊将初入化劲的圆融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杜心五则如浩瀚深海，以其深不可测的的修为，从容引导、点拨，让徐渊受益匪浅。

　　两人移步至一旁的小茶室，管家老周早已备好温润的普洱。窗外，华灯初上，霞飞路的繁华与喧嚣被厚重的玻璃隔开，只余下室内茶香袅袅与短暂的宁静。

　　杜心五端起茶杯，却并未立刻饮用，目光望着杯中琥珀色的茶汤，仿佛在看一段流淌的岁月。他脸上的神情不再是比武时的专注与从容，而是染上了一层难以言喻的沉重与萧索。

　　“渊老弟，你这化劲，已有小成。圆融通透，假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杜心五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打破了沉默。“看到你，有时真觉得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时代，或许真的要过去了。”

　　徐渊敏锐地察觉到杜心五情绪有异，恭敬道：“杜师何出此言？若无您这样的前辈筚路蓝缕，开拓前路，焉有我等后辈窥探武道之机？”

　　杜心五摇了摇头，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武道……武道，我这一生，与‘武’字纠缠不清。年轻时，走镖西南，刀头舔血，以为一身武功可快意恩仇，护得一方平安；后来东渡日本，结识教仁，加入同盟会，以为这身武艺可用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护佑中山先生，涤荡旧世界之污浊……”

　　他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热血与烽火交织的年代。“那时，我真以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推广武术，让四万万同胞皆能健体强身，精神彪悍，则洋人不敢欺，国势必自强！这念头，支撑了我大半辈子。”

　　他说着，声音渐渐低沉下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茶杯：“可如今呢？鞑虏是没了，可这天下……何曾真正太平过？北伐成了，可你看看，蒋、冯、阎、李，新军阀林立，混战不休，比之北洋时代，又有几分改善？济南惨案，数千军民喋血，交涉官被割耳剖心，政府却只能绕道而行……这等屈辱，何等似曾相识！”

　　他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痛楚与迷茫，那是理想主义者面对冰冷现实时的无力和困惑：“我辈武者，纵有通天之能，于这大军对峙、列强环伺、政客倾轧的大势洪流面前，又能如何？一身武功，能挡得住几千几万条枪吗？能吓得退日本的军舰大炮吗？能让他们在谈判桌上少要一寸土地、少索一分利益吗？”

　　“我创办这武术协会，倾尽心力，希望能团结武林同道，推广国术，强健民体。可每每看到报纸上那些消息，便觉一股无力感透体冰凉。我们在这里练拳强身，外面却是国势日蹙，民生多艰……这‘强国强种’的梦，做了几十年，到头来，路在何方？”

　　国术时空毕竟是以徐渊这些现实之人认知的真实历史为背景形成的心象世界。物质世界的徐渊练习传统武术后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其中有关于这位“关东大侠”的信息。

　　杜心五自幼聪慧过人，虽家世不错，但8岁时父亲杜佳珍就去世了。他对武术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并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7岁开始习武，最初拜师当地武士石彪，学习了“飞蝗石”的技艺，练就了百发百中的本领。为了追求更高的武学境界，杜心五四处寻访名师。

　　8岁时，拜严克为师，学习南派拳术，历时三年。12岁时，又前往宝盖子山，向老道于虎学习武当拳的内家功夫。13岁时，他效仿古人“挂牌求师”，以此方式结识了自然门创始人徐矮师（一位身材矮小但武艺极高的奇人）。经过八载苦修，他深得自然门精髓，成为徐矮师的独传高足。自然门讲求“动静无始，变化无端，虚虚实实，自然而然”。

　　1887年，18岁的杜心五到重庆金龙镖局当镖师，走镖于川、黔、滇、桂一带，历经实战磨练，江湖人称“神腿杜心五”。此后，他还曾一度就职守卫清宫。在北京期间，杜心五结识了革命党人宋教仁，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1904年夏，他东渡日本留学，先是在东京百科学校补习日文，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与吴玉章、林伯渠等人成为同学。

　　留日期间，杜心五曾与日本着名相扑师斋藤一郎比武，并击败对手，赢得了柔道比赛冠军，名噪东瀛。1905年，经宋教仁、覃振介绍，杜心五加入了同盟会，并肩负起保卫孙中山先生的重任。作为孙中山的保镖，杜心五屡次挫败清廷的刺杀阴谋，例如处决慈禧太后派出的宦官刺客，以及在东京会议上瞬间制服三名清廷使馆派来的刺客并缴获其手枪。他也曾在孙中山演讲遭遇保皇党学生起哄时，挺身而出控制住场面。此外，据说他还曾为替友报仇，两次北上刺杀慈禧太后，虽未成功，但留下了侠义之名。

　　此后，他追随孙中山奔走南洋、北美，宣传革命主张，募集资金，联络志士。

　　辛亥革命后，杜心五曾在宋教仁任总长的北京政府农林部任职。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后，杜心五对反动军阀的统治深感愤慨，毅然弃官去职，隐身江湖。在此期间，他成了史上第一位青帮、洪门的“双龙头”，在江湖上享有崇高地位。

　　历史上，在1935年，当日本侵略者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时，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企图诱使杜心五出任“华北自治政府主席”，并送上200万元支票进行拉拢。杜心五严词拒绝，并当场撕毁支票，彰显了坚贞的民族气节。日寇随之将其软禁，但他最终伺机逃脱，南下继续投身抗日救亡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想利用杜心五的声望和帮会势力，委任他为“全国抗日群众动员委员会主任”。在重庆期间，他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帮助、介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去外地工作，因此被地下组织誉为“忠义大侠”。

　　晚年杜心五回到家乡慈利县隐居，在饭甑山修建“斗米观”，研习气功养生之术，并为贫苦百姓免费治病施药，医德高尚（有“神医”之称，且对穷富区别对待）。

　　……

　　杜心五的一生，是从武术家到革命者，再到爱国侠士的传奇一生。他武艺超群，身怀绝技；投身革命，保护领袖，倾力报国；坚守民族气节，拒与日寇合作；晚年归隐，仍心系百姓。其生平事迹展现了高超的武学、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被誉为“南北大侠”、“关东大侠”，深受后人敬仰，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典范。

　　此时表现出痛苦与迷茫的杜心五正是为了这个他深爱着的国家眼前混乱局势而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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