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南洋代表团

　　徐渊在处理完大洋彼岸资金安全的相关事宜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国府所在地。抵达后，先是对自己名下的商铺产业进行了一番巡视。

　　这些固定资产大多是他在与安德森·梅隆的金融合作中获得巨额利润后，将资金回流购置的。随着南方局势逐渐稳定，首善之地的价值也如火箭般蹿升，这无疑是一笔相当不错的投资。

　　徐渊仔细核对了每一家商铺的账目，同时，他还针对未来的发展做出了详细的后续安排，以确保这些产业能够持续稳定地带来收益。

　　完成这些工作后，徐渊开始与那些曾经有过合作的政商人物展开一系列必要的交际活动。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的南京，暮色刚漫过长江路的梧桐树梢，国民政府宴会厅的鎏金铜灯已次第亮起。那些嵌在穹顶的乳白玻璃灯罩透出暖黄光晕，将厅内照得如白昼般亮堂，连墙角盆栽里龟背竹的叶脉都清晰可见。军乐队藏在雕花屏风后，铜管乐器的光泽偶尔随乐声晃动——正奏着《国民革命歌》，节奏铿锵却压着音量，像怕惊扰了这满室的郑重。

　　厅内最惹眼的是北墙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绸缎料子在灯光下泛着柔亮的光，旗边垂着的流苏偶尔随穿堂风轻轻摆一下。红旗下悬着孙中山先生的黑框遗像，玻璃镜面擦得锃亮，连下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鎏金题字都映着人影。

　　宾客们已到了大半。穿中山装的多是党政要员，藏青或深灰的料子挺括，领口风纪扣扣得严实，说话时总习惯性地抬手按按衣襟；几个穿西装的则是商界或外交圈的人，袖口露出的金表链随手势闪一下，低声交谈时夹杂着几句英文。最醒目的是几位戎装将领，藏蓝军装烫得笔挺，肩章上的金星在灯光下格外亮，腰间皮带勒出宽肩窄腰的轮廓，走步时军靴踩在大理石地面，发出沉闷又整齐的声响。

　　侍者们是统一的月白短褂配黑裤，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手腕。他们托着银质托盘，托盘边沿擦得能照见人，盘里放着琥珀色的威士忌、透亮的香槟，还有叠得方方正正的小点心——是江南一带的定胜糕，粉白两色，透着清甜的米香。他们脚步很轻，像猫一样贴着墙根走，有人伸手要酒，便微微欠身递过去，全程不发一声，只在转身时衣料摩擦出极轻的“沙沙”声。

　　徐渊是跟着谭延闿进来的，这位党国元老看中徐家在上海滩的实力以及与宋、孔等新贵的联系，有意引他进入更核心的社交圈。他穿的英式西装是在上海“荣昌祥”定做的，深炭灰色羊毛料，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领口的真丝领结是鸽灰色，打得不大不小，衬得脖颈线条利落。他已经二十八岁，眉眼间还带着点年轻人的清俊，却又比同龄人沉得住气——谭延闿同旁边的立法院院长说话时，他就站在一旁，双手自然垂在身侧，既不东张西望，也不刻意去攀谈，只偶尔在谭延闿看过来时，微微颔首。

　　周围有几道目光落在他身上。斜对面一个穿西装的胖子是上海总商会的人，去年在静安寺路的宴会上见过徐渊，此刻正扯着旁边人的袖子，低声说“这就是那位徐家掌门人”；还有个穿旗袍的女士，是外交部次长的太太，隔着几张桌子看他，眼里带着点好奇——毕竟在这多是四十往上的宾客里，徐渊这样年轻又体面的，实在扎眼。

　　谭延闿聊完话，转头拍了拍他的胳膊，声音不高却温和：“莫拘谨，今日来的南洋华商，往后你在上海做实业，少不得打交道。”他说话时，嘴角带着笑，眼角的纹路舒展开，倒不像个身居高位的元老，更像个长辈。

　　徐渊点头应下，视线轻轻扫过厅门口——那里刚进来几个穿白色西装的人，肤色偏深，说着带南洋口音的华语，该是代表团到了。他抬手理了理领结，指尖触到微凉的丝绸，心里清楚，这场宴会于他而言，从来不是“赴宴”那么简单。

　　宴会的喧闹声渐渐敛去时，司仪轻步走上厅中铺着猩红地毯的小台，清了清嗓子：“诸位侨领，诸位同仁，今日盛会，首请各位要员为南洋华商代表团致辞——”话音未落，厅内已响起一阵低而齐的掌声。

　　张静江是被侍从轻轻推到台前的。他坐在铺着深紫绒布的轮椅上，身形不算高大，西装领口却依旧挺括。或许是久坐，他抬手扶了扶眼镜时，指尖微微发颤，可开口时，声音虽轻，每个字都像落进玉盘的珠子：“我这身子骨，跑不动远路了，可南洋侨胞的情分，我记了半辈子。”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总理当年在新加坡演讲，台下挤得水泄不通，侨胞们把兜里的银元、手上的金戒往台上递，说‘先生拿去办革命’；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里，就有十多位是南洋回来的青年。”说到这儿，他声音沉了沉，“这些，不是‘支持’两个字能轻松概括的，是拿命托着革命啊。历史记着，国家也记着。”话毕，他抬手示意，侍从递过一杯温水，他抿了口，轮椅缓缓退到台侧，台下的掌声比刚才更响了些，连几位戎装将领都直了直身子。

　　接着走上台的是戴季陶。他穿一身浅灰中山装，袖口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捏着张薄薄的纸，却没看，只含笑望着众人。“方才岳军先生（张静江字）说的是骨血情分，我倒想借句老话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语调温文，带着些书卷气，“侨胞在海外打拼，挣下家业，心里头总记着故土。革命缺钱时，是侨胞汇来的银元；军队缺粮时，是侨胞运去的米粮。这哪里是资助？是母亲怕游子受寒，拼命塞来的暖衣啊。”他抬手朝南洋代表团的方向拱了拱，“如今北伐初定，国家像个刚学走路的孩子，往后要学认字、学营生，还得靠诸位‘母亲’多给些养分才是。”这番话听得不少侨领红了眼眶，有人悄悄用手帕按了按眼角。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一同上前的。两人都穿深色西装，陈果夫略年长，神色沉稳，陈立夫则更显干练。“诸位侨领，”陈果夫先开口，声音不高却干脆，“空话不必多讲。眼下上海要修铁路，南京要建工厂，都缺两样东西：一是钱，二是懂实业的人。侨胞在海外办洋行、开矿场，见多识广，手里也有本钱——”他侧头看了眼弟弟，陈立夫接话道：“政府刚拟了侨资兴办实业的章程，关税上有优待，场地也优先划拔。说白了，就是盼着侨胞把钱投回国内，你挣了利，国家添了力，这才是实打实的合作。”兄弟俩一唱一和，没有虚文，台下几位经商出身的侨领对视一眼，悄悄凑在一起低声议论，眼里多了些琢磨的神色。

　　胡汉民上台时，厅里的气氛又沉了沉。他立在台中央，没笑，眉头微蹙，声音掷地有声：“方才诸位说的，是侨胞对国家的情分。我要讲的，是国家对侨胞的本分。”他扫过台下，“这些年侨胞在海外受了多少委屈？排华时无家可归，遇了灾荒叫天不应——为什么？因为国家弱，护不住你们。”他抬手往孙中山遗像的方向指了指，“总理说‘振兴中华’，不是喊口号。政府如今要做的，就是建兵工厂、练强兵，让军舰能开到南洋去；修铁路、办银行，让国家富起来。等国家成了你们的后盾，往后在海外，再没人敢轻慢你们半分。这是承诺，也是责任。”话落，他猛地抬手，“我先敬诸位一杯！”说着端起侍者递来的酒杯，仰头饮尽，杯底朝众人一亮，台下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连军靴踏地的声响都混在了一起。

　　最后起身的是杨虎这些军方代表。杨虎穿一身藏蓝军装，肩章上的星徽闪得人眼晕，他没上台，就站在席间，举着酒杯朗声道：“我们当兵的，不会说漂亮话。只记得北伐时，侨胞捐的子弹打穿了敌人的碉堡，捐的粮食喂饱了前线的弟兄。”他朝南洋代表团的方向扬了扬酒杯，“今日这杯酒，敬你们当年没让弟兄们饿着肚子打仗！往后要是再需枪炮，只管开口，我们保家卫国，也保你们回家的路！”话音刚落，周围几位将领都跟着举杯，“叮”的一声脆响，酒杯相撞，军人们仰头饮酒的模样利落又热辣，惹得席间不少人跟着端杯，连徐渊都拿起面前的香槟，轻轻抿了一口——他看见谭延闿正朝他笑，眼里带着点“你看，没白来”的意味。而厅门口那几位穿白西装的侨领，此刻正端着酒杯，朝杨虎等人拱手，脸上的笑意里，多了几分踏实。

　　官方致辞完毕，轮到南洋华商总会会长、被誉为“橡胶大王”的陈济晟代表侨胞发言。司仪介绍了一下，退到台侧，人群便自发让开一条通路。陈济晟由两位侨胞代表扶着手臂，缓步走向那方小台——他走得不快，中式长衫的下摆随着脚步轻轻扫过地毯，料子是普通的杭绸，袖口处甚至能看见细密的针脚，该是穿了些年头，却浆洗得干干净净，领口连一丝褶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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