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衣、食、制药

　　轻工业上的这份“奇迹”背后，藏着实实在在的分量。产能恢复意味着每月近二十万银元的利润重新流回徐氏账户，这对还在投入期的其他产业来说，是最稳妥的“输血库”；更重要的是，两千多名熟练工人不用再为生计发愁——家住小龙坎的纺纱工李嫂，每月能按时领到工钱给孩子交学费；缫丝车间的年轻学徒阿梅，还能攒下钱寄给乡下的父母。

　　工人们看着熟悉的机器转起来，心里的慌劲儿也散了，车间里的笑声渐渐多了，连下班时的脚步声都透着踏实，这份“人心齐”，比银子更难得。

　　产业链的延伸更是步步扎实。“华彩印染”和“云裳制衣”两家配套厂，在“明远”“华新”恢复产能的第二个月就紧跟着投产。“华彩”的厂房里，新到的德国拜耳染料装在棕色玻璃瓶里，透着宝石般的光泽——以前在上海只能用国产染料，颜色浅且容易褪色，如今用这些新型染料，染出的藏青布经得住日晒雨淋，艳红色的绸缎更是鲜亮得能映出人影。技师们还琢磨出了“防缩防皱”的新工艺，让布匹摸起来更柔软，投产后没几天，重庆城里的布庄就排着队来订货。

　　隔壁的“云裳制衣”则走了另一条路。车间里不再是以前裁缝师傅单打独斗的模样，而是按“裁剪-缝制-锁边-熨烫”分成了流水线，每个工位只做一道工序，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三倍。

　　除了供应民用的细布衬衣、斜纹布裤子，工厂还专门设计了工装和制服——给矿场工人做的工装，用的是“华新”最厚实的帆布，膝盖、肘部还加了双层补丁，耐穿又耐磨；给地方部队做的制服，选的是“华彩”染的深灰色布，挺括又耐脏。第一批工装送到綦江铁矿时，矿工们试穿后都说“比以前的衣服结实十倍”，没过多久，周边的厂矿、甚至川东的几支地方部队，都悄悄派人来订做，订单像雪片似的堆在车间办公室里。

　　站在纺织板块的厂区外，能听到缫丝机的“嗡嗡”声、纺纱机的“哒哒”声、制衣车间的缝纫机“突突”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鲜活的曲子，不仅奏响了徐氏纺织的复苏，更成了整个西南产业复合体里最动听的注脚。

　　深知“无农不稳”的徐渊，早在规划产业转移时，就将农业板块视作整个复合体的“压舱石”，其布局透着远超常人的战略远见，每一步都踩在了西南大地的需求上。

　　“广济农产”作为农业布局的核心，一落地就扎进了四川、陕西交界的丘陵地带。这里的坡地虽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作，却恰好适配徐渊设计的“族人核心管理 合作农户生产”模式——徐家从祖籍地抽调了二十多位懂农事、讲信用的族人，分驻在铜梁、南郑等十几个种植点，他们带着改良过的稻种、玉米种，还有印着“广济”字样的农具，挨家挨户找当地农户谈合作。

　　农户不用出本钱，只需用自家的地跟着种，“广济”负责提供种子、技术指导，收获后按约定比例分成，多收多得。这种模式一下打消了农户的顾虑：住在大巴山脚下的王老汉，开春时跟着种了两亩改良水稻，秋收时产量比往年多了三成，分到的粮食除了自家吃，还能换些银元；川东的李家庄，三十多户农户一起种玉米，“广济”派来的技术员教他们起垄、施肥，玉米棒子长得比拳头还大。

　　源头有族人盯着，品质、产量都可控；农户有实打实的收益，干活也格外卖力，到上半年，第一批水稻、玉米就陆续收割，不仅让徐氏产业的工人食堂再也不用愁粮食供应，部分玉米还成了“华丰食品”加工的原料，连之前担心的“粮荒”风险，也随着金灿灿的粮堆渐渐消散。更意外的是，种植的川陕道地药材——如附子、川芎，长势喜人，虽暂未大规模上市，却已为后续拓展医药板块埋下了伏笔。

　　“华丰食品”的深加工，更是给整个农业布局画龙点睛的一笔。工厂特意选在临长江的唐家沱，沿岸修了简易码头，原料能通过船运直接卸到厂区，省了不少运输功夫。

　　车间里，从德国引进的蒸汽动力罐头生产线最先安装调试完毕，巨大的蒸汽锅炉“轰隆”作响，带动传送带匀速运转，清洗、切块、炖煮、装罐、密封、杀菌，十几道工序一气呵成；旁边的压缩饼干设备也不甘示弱，面粉、糖、油脂按精确比例混合，经过碾压、烘烤、压缩，变成一块块巴掌大、能顶半天饿的饼干。这些设备在盛夏来临前全部投产，第一批出厂的，是用本地猪肉做的红烧肉罐头和玉米粉做的压缩饼干，刚下线就被贴上“华丰”的红色商标，堆在仓库里等着发往各地。

　　而“华丰”产品能迅速打开市场，尤其受西南地方军阀和过境中央军青睐，关键在于徐渊精准抓住了“大萧条”带来的机遇。当时全球农产品价格暴跌，成了难得的“价格洼地”，徐渊立刻通过与梅隆家族渠道，再加上自家刚组建的三支远洋货轮队，从澳大利亚、东南亚大规模进口廉价的牛肉、羊肉，还有从美国运来的各类粮食、果脯——这些在国外价格低廉的原料，运到重庆后，成本比用本地高价原料还低三成。工人将进口的冻牛肉解冻后，切成方块炖成红烧牛肉罐头，把成桶的果酱分装进小玻璃瓶，成本降了，品质却没打折扣，一下就有了价格优势。

　　这份优势，让“华丰”的产品在军队里成了“香饽饽”。当时军队的干粮要么是硬邦邦的面饼，要么是掺了沙子的糙米饭，士兵们吃着没胃口，行军时还不方便。而“华丰”的罐头，一盒红烧肉罐头里肉多汤浓，加热后香气能飘出老远；压缩饼干揣在怀里，饿了掰一块就能吃，还顶饿。

　　更关键的是，算下来，士兵吃罐头的费用和原来的伙食费相差无几，但口感、营养和便捷性却天差地别。有次川军某部在山区行军，带的“华丰”红烧肉罐头不够分，士兵们甚至愿意用两块银元换一盒。不少军官发现，吃了“华丰”罐头的士兵，行军时更有力气，士气也明显高了，于是纷纷向上申请采购。徐渊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一笔赚钱的生意，更是在为未来的非常时期铺路——通过这些订单，他悄悄和西南各地的军队建立了联系，相当于预先搭建了一条可靠的军需供应渠道，哪天局势有变，这份信任和合作，远比银子更珍贵。

　　如今站在“华丰”的厂区码头，能看到运原料的货轮来来往往，车间里的机器日夜不停，仓库外等着拉货的卡车排着长队。这热闹的景象，更笃定了徐渊当初的判断：农业稳了，原料有了，加工跟上了，整个徐氏产业的根基，才算真正扎在了西南的土地上。

　　在药业领域，徐渊的打法深度融合传统医药的根基与现代产业的逻辑，形成了一套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竞争力的独特模式。

　　在核心生产环节，“同济药业”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形成了“传承 革新”的闭环体系。一方面，团队专门组建了由老中医、药学研究者及民间验方持有者构成的调研小组，长时间深入川、滇、甘等中医药文化深厚的地区，系统性收集散落在民间的骨伤、脾胃、咳喘等类别的有效药方。

　　每一份收集到的药方都需经过三层严格验证：先通过文献考证追溯其理论渊源，再以动物实验测试安全性与有效性，最后选取特定人群开展小规模临床观察，确保药方的疗效与安全性达标后，才会纳入公司的核心配方库。另一方面，为打破传统中药“一人一方、手工制作”的局限，徐渊斥资从德国、日本引进当时先进的中药加工设备，实现了从药材清洗、切片、研磨到制丸、包装的全流程机械化操作。

　　以切片环节为例，传统手工切片厚度误差可达2-3毫米，而机械切片能将误差控制在0.5毫米内，确保每一片药材的有效成分溶出度一致；制丸环节则通过精准控制药粉与黏合剂的配比、制丸压力等参数，让每一颗药丸的重量、硬度、崩解时限都符合统一标准，彻底实现了中成药从“作坊式生产”到“标准化、规模化制造”的跨越，为产品质量稳定与市场放量奠定了基础。

　　在供应链与市场布局上，徐渊构建了“上游可控、下游渗透”的双向保障网络。

　　上游药材采购端，考虑到青海的枸杞、宁夏的黄芪等道地药材在核心配方中的关键作用，“同济药业”不仅在两地建立了长期合作的采购站点，更与当地数十家种植户签订了“保底收购 技术指导”协议——公司派专业农技人员指导种植户按照既定规范标准种植，从选种、施肥到采收环节全程把控，既确保了原料的道地性与品质稳定性，也解决了种植户的销售顾虑，形成了稳定的原料供应链条。

　　下游市场拓展中，徐渊充分借力徐氏实业多年积累的品牌资产：此前徐氏家族在赈灾、助学等慈善领域的持续投入，已在民众心中建立起“诚信、担当”的品牌形象，这种信任自然延伸至“同济药业”的产品上。

　　加之中成药“温和调理、副作用小”的普适性特点，产品一经推向市场，便迅速切入国内大中城市的药店、医院渠道，不仅覆盖了中老年群体，更凭借便捷的服用方式吸引了部分年轻消费者，短时间内占据了相当份额的中成药市场。更关键的是，当时国内市场上部分日本仿制西药存在价格虚高、针对国人体质适配性不足等问题，“同济药业”的中成药以“质优价廉、更贴合本土体质”的优势，有效挤压了这类仿制西药的生存空间，重塑了局部市场的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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