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内部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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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23日夜,重庆中兴路徐氏实业会馆外。嘉陵江的雾比往常更稠,像揉碎的蜀锦浸了江水,沉沉压在中兴路的青石板上。夜色刚漫过戌时三刻,二楼会议室的灯次第熄灭,穿棉袍、着西装的人影陆续下楼——徐渊主持的“徐氏实业新布局”会议刚散,4月的重庆还带着春寒,江风卷着码头力夫的号子余音,在巷口打了个旋就散了。
另外一个视角下的徐氏实业经理团各位骨干们同样心思百转。
何茂才走在最前,手里攥着块揉得发皱的棉纱样品——那是今早刚从北碚新厂送来的,经纬间还带着蜀地潮湿的霉味。他今年五十四,原是上海徐家纺织厂的大掌柜,跟着老东家徐明远很长时间,继续为徐渊服务也超过了10年,花白的鬓角沾了雾珠,每走一步都要扶着墙根(重庆的坡路陡,他去年冬天摔过一跤,腿还不利索)。
“东家今儿个把‘继续转移设备、联络抗日武装’的调子定死了,”他压着嗓子开口,声音被雾裹得发闷,“北碚的纺织厂刚开了三台新织机,就要抽两台去改纺粗布——粗布利薄,还要垫钱买川南的煤,这不是把银子往水里扔?”
身侧的李恭俭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玳瑁眼镜,指尖还在袖管里比画着算盘珠——他刚在会上核过账,徐氏实业明显上的银元储备,够撑三个月原料采购,若按徐渊的计划追加设备改造等等,月底就要向重庆票号拆借。“茂才兄,我更愁的是银元。”他往巷口望了眼,确认没有外人,才低声道,“上个月华北那边乱起来,上海的银元往重庆涌,市价跌了一成;东家还要拨钱给赵琛,让他去北平联络辅仁大学的教授——咱是做实业的,掺和这些‘读书人的事’,怕引火烧身啊。”
贺明搓着冻得发红的手背,后勤仓库的樟脑味还粘在袖口。他负责徐氏所有仓储,重庆的仓库多在江边,春天返潮,昨天刚发现两垛棉纱生了霉。“后勤这边顶不住。”他叹了口气,“东家要腾南岸的旧仓库存机器零件,可那仓库的木梁被白蚁蛀了,修要雇木匠,买木料得去綦江,路上要过军阀的卡子——每过一道,都要留‘买路钱’。”
闫涛扛着个油布包,里面是水路运输账册,裤脚沾了江边的泥——他下午刚从朝天门码头回来,从上海运的织机零件,在宜昌被当地帮会扣了,好说歹说才用两匹细布赎出来。“物流线是真的险。”他闷声道,“不是怕日本人——现在日本人还在华北闹——是怕川内的各路势力。上回运棉花,在泸州被川军一个团拦了,说要‘征军用’,最后赔了五箱洋布才放行。东家要把物流往川北扩,那边更乱,怕是要折本。”
四人走到路口的“老四川茶馆”外,里面传来评书先生讲“华北局势”的声音,字正腔圆。何茂才停下脚步,把棉纱样品塞进怀里,望着会馆方向的灯火,花白的眉毛拧成一团,却慢慢直了直腰:“咱跟着老东家在上海办厂时,就认‘东家定的事,砸锅卖铁也得办’。少东家比老东家心更野,可他去年在重庆把被烧的纱厂重建起来时,咱就知道他不糊涂。担忧归担忧,明儿一早,我亲自去北碚盯设备改造,绝不误了工期。”
李恭俭三人相视一眼,都重重点头。雾里,四个老伙计的身影挨得更近,脚步踩在湿滑的石板上,发出“咯吱”的轻响,沉却扎实。
与何茂才等人分道后,汉斯·穆勒沿着领事巷往住处走。他加穿一件深灰色羊毛大衣,是柏林带来的旧款,下摆扫过青石板时,带起细碎的水珠。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很沉,手里的公文包里,装着徐渊让他拟的“中德商社合作草案”——徐渊想通过他,从汉堡进口一批精密机床,避开国内的设备封锁。
1935年的重庆,领事巷还住着不少外籍商人,德侨尤其多——毕竟此时中德军事、商业合作正密,街头偶尔能看到穿德国军装的顾问走过。汉斯踢开路边一块松动的石子,用德语低声自语:“Der Junge hat hr Vision als sein Vater(这年轻人比他父亲更有远见)。”
十年前他初见徐渊,是在上海徐家的洋楼里,年轻人刚从美国回来参加他父母徐明远夫妇的葬礼,不久就拿着一份“实业西迁计划书”找他咨询法律风险,语气里带着学生气的谨慎;如今在重庆的会议室里,徐渊只用一支白粉笔,在黑板上画完“原料-生产-运输”的闭环图,就把“联络川内矿场、对接西北商路”的计划拍了板——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提“时局动荡”的借口,那份对实业脉络的掌控力,比他父亲徐明远当年在十里洋场“以棉换钢”时更甚。
汉斯不懂中国人“未雨绸缪”的执念,却看得懂徐渊的算计: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上海、南京的实业家还在观望,徐渊却已经在重庆布局——西迁设备是为了避开东部风险,联络川南矿场是为了掌握原料主动权,甚至找他对接德国商社,是为了储备先进技术。这不是“冒险”,是在乱世里为实业找一条活路。
走到住处楼下,他抬头望了眼二楼的窗口——那里亮着一盏煤油灯,是他雇的重庆女佣留的。汉斯推了推眼镜,把公文包攥得更紧:徐渊要他做的,不过是打通商路,核定法律风险,他按规矩办事、拿律师费就好。只是这个比父亲更“狠”的年轻人,未来能把徐氏实业带到哪一步,他倒有些好奇了。
徐氏实业招待所的小酒吧藏在二楼后巷,推开门就撞进满室暖意——铸铁暖炉里的炭火正旺,映得墙上的川绣屏风(绣的是三峡风光)泛着红光。木桌上摆着粗瓷茶杯、一碟炒花生,还有几页摊开的图纸,空气里混着茶叶的清香和淡淡的机油味(是石志坚带的机械零件样品)。
赵琛刚摘下沾着雾珠的围巾,围巾上还带着巷口“赖汤圆”的甜香——他散会后绕路买了两碗汤圆,给众人当宵夜。“今儿个这会,开得我心里亮堂!”他精通四国语言,平日说话总带着几分温文,此刻却难掩激动,手里的汤圆碗都在晃,“东家说‘乱世藏锋芒,实业要先立根’,太对了!老蒋在华北一味退让,还喊着‘攘外必先安内’,咱们要是再守着老路子,等日本人真打过来,实业就是人家的囊中之物!”
“可不是!”高康泰攥着手里的计划草案,指腹在“川北商路开拓”几个字上反复摩挲,“之前总觉得搞计划就是‘按部就班’,现在才明白,东家是要咱们‘抢时间’——把设备迁到北碚,是避开东部的乱局;对接西北商路,是为了打通原料通道,这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
潘向民正低头擦眼镜,镜片上的雾被炭火烤得渐渐散了:“生产线上的弟兄们早等着了。之前老觉得‘做实业就是赚银元’,昨天听东家说‘华北的纱厂被日本人强占,工人都没饭吃’,才醒过神来——实业要是保不住,咱们这些搞生产的,迟早得失业。东家要把新织机改成‘多用途机型’,既能纺细布,也能纺粗布(粗布可做军布),这步棋走得远!”
角落的八仙桌上,石志坚、米复等几位专家正围着一张机械图纸低声讨论。石志坚手里拿着个小铁锤,轻轻敲着桌上的铸铁零件(是他刚从车间带回来的样品):“只要能从德国买到合金钢,我们机械组能在两个月内改造出‘轻便型织机’——这种织机好拆卸、易运输,就算将来要往更西的地方迁,也不费事。日本人能垄断技术,咱们就能学、能改!”
“情报这边已经摸清楚了。”吴观正端着茶杯走过来,脸上带着几分凝重,却难掩振奋,“华北的日本商会正暗中联络上海的实业家,想低价收购纱厂;川内的军阀也在盯着咱们的北碚新厂,想‘征调’设备。东家让咱们提前和川南的袍哥搭线,就是为了避开这些坑——胡兄刚评估过,风险虽有,但只要咱们把商路掐在手里,就能化险为夷!”
胡鹏生放下手里的风险评估报告,指节敲了敲桌子:“1935年的局,越看越险。但险中才有机会——东家敢把家底投进去搞设备改造、商路开拓,咱们就敢把本事拿出来!比起将来做亡国奴,现在多吃点苦、多担点风险,值!”
黄振宇、杨焕等几位区域负责人也凑了过来。黄振宇是北部(川北)负责人,刚从广元回来,脸上还带着风尘:“川北的商路已经对接上了,那边的栈房老板是老东家的旧识,愿意帮咱们囤货。东家这招‘以实业连商路,以商路保实业’,既保住了咱们的根基,又能暗中帮着华北的进步力量(未明说,怕惹祸),这才是真本事!”
“说得好!”赵琛举起茶杯,杯沿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咱们这些读了洋书、学了技术的,不就是为了在国家危难时能顶上去吗?东家给了咱们这个机会,咱们就得把事办得漂亮——让那些守着‘老规矩’的人看看,年轻人不是只会纸上谈兵,更能在乱世里扛得起实业的担子!”
“对!扛得起!”众人齐声应和,声音撞在暖炉的炭火上,溅起细碎的火星。窗外的雾更浓了,把招待所的灯光裹成一团暖黄,而屋里的热血,却比炭火更烈——他们都懂,1935年的重庆,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但跟着徐渊,跟着这份“早做准备、不坐以待毙”的信念,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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