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天命之惑：蜀汉正统性叙事的破产与舆论崩塌

　　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冬，成都太学的讲堂里，谯周正为弟子们讲授《公羊传》。当讲到“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时，他放下简牍，望向窗外飘扬的魏旗，缓缓说道：“昔夏桀、商纣失德，天命转移；今刘氏失政，民怨沸腾，魏承天命，亦此理也。”台下弟子无人反驳，唯有几声低低的叹息——这个曾被诸葛亮视为“儒学重镇”的太学，早已成了质疑蜀汉正统性的舆论场。从刘备称帝时“黄龙见武阳”的祥瑞造势，到灭亡时“降魏为顺天应人”的共识形成，四十余年的正统性叙事崩塌，比军事溃败更彻底地摧毁了蜀汉的精神支柱。当一个政权失去“天命所归”的舆论支撑，其灭亡便成了无人惋惜的历史必然。

　　一、“中山靖王之后”：血缘正统性的建构与质疑

　　刘备集团最初的正统性建构，始于“血缘叙事”。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刘备便以“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自居，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陈寿详细记载了其家族谱系：“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这套血缘叙事，在东汉“尊宗敬祖”的社会语境下，为刘备赢得了“皇室宗亲”的身份加持，使其从“织席贩履之徒”跃升为“匡扶汉室”的潜在代表。

　　但这套叙事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东汉末年，宗室子弟遍布天下，“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并无特殊性——仅涿县一地，刘氏宗室便有数十家，刘备的谱系“世数悠远，难以考证”。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益州学者秦宓曾当面质疑刘备：“昔高祖起于布衣，光武出于白水，皆有符瑞。今陛下既无符瑞，又非亲承汉统，何以称帝？”虽被刘备斥责“狂言惑众”，却道出了时人的普遍疑虑。更尴尬的是，汉献帝刘协在世时（直至公元234年去世），刘备始终以“匡扶献帝”为口号，却在献帝禅位曹丕（公元220年）后迅速称帝，这种“既尊献帝又代献帝”的矛盾，让血缘叙事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蜀汉后期，血缘正统性进一步被解构。随着时间推移，“兴复汉室”的目标愈发遥远，益州士族开始公开质疑刘备血缘的真实性。谯周在《仇国论》中暗讽：“因余之国（喻蜀汉）肇建之国（喻曹魏），皆欲承天命，然因余之主，谱系模糊，何以服众？”甚至有好事者编造歌谣：“中山靖王之后，真假谁知？涿县织席小儿，妄称宗室！”这种舆论质疑，削弱了刘备后裔统治的合法性——当刘禅被称为“假宗室”时，其对益州士民的号召力便荡然无存。

　　对比曹魏的“禅让正统性”，蜀汉的血缘叙事更显苍白。曹丕代汉时，通过“汉献帝禅位”的仪式，以“天命转移”的理论构建合法性，虽有“篡汉”之嫌，却符合“尧舜禅让”的传统逻辑；而蜀汉的“血缘继承”，因缺乏“直接传承关系”（刘备与汉献帝的亲缘已疏远至十八代），更像是“自封正统”。当曹魏的“禅让叙事”被中原士族普遍接受，蜀汉的“血缘叙事”便成了“地方政权的自说自话”，难以获得广泛认同。

　　二、“兴复汉室”：理想叙事的消解与目标异化

　　“兴复汉室”是蜀汉正统性建构的核心意识形态。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反复强调“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将北伐中原、恢复洛阳汉室作为政权的终极目标。这套理想叙事，在刘备、诸葛亮时期确实凝聚了人心——无论是荆州集团的“归乡之愿”，还是部分益州士族的“正统认同”，都围绕这一目标形成合力。

　　但到蜀汉后期，“兴复汉室”的理想逐渐异化为“姜维个人的执念”，失去了社会基础。姜维自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掌军后，十余次北伐，“年年征战，岁岁劳民”，却“寸土未得，损兵折将”。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段谷之战，蜀军“死者甚众，陇右多怨”；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侯和之战，姜维再次大败，“士民皆怨”。这些失败让“兴复汉室”从“希望”变成“负担”，益州士族嘲讽“姜维北伐，非为汉室，实为邀功”，普通百姓则抱怨“汉室未兴，家破人亡”。当理想叙事与现实苦难形成强烈反差，其感召力便彻底消失。

　　“还于旧都”的目标与益州本土利益产生冲突。对益州士族而言，“兴复汉室”意味着政权中心迁回洛阳，自己将失去在本地的特权地位；对普通百姓而言，“北伐中原”意味着持续的赋役与死亡，“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心态逐渐蔓延。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张翼、谯周联名上书：“军旅数出，百姓凋瘁，宜息民养士，以待天时。”这种“反战舆论”的高涨，标志着“兴复汉室”已失去社会共识——当益州士民不再认同这个目标，蜀汉的正统性便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撑。

　　理想叙事的消解，还体现在“汉室符号”的淡化。刘备、诸葛亮时期，蜀汉处处强调“汉”的符号：国号为“汉”，年号多取“建兴”“延熙”等汉室常用词，祭祀汉高祖、汉武帝等先帝。但到后期，这些符号逐渐被弱化：刘禅追封刘备为“汉昭烈帝”，却未祭祀西汉、东汉诸帝；宫廷乐舞中，“汉乐”被“蜀地新声”取代；甚至在官方文书中，“兴复汉室”的表述被“保境安民”替代。这种符号的淡化，反映出政权已悄然放弃“全国性正统”的追求，沦为“地方性政权”，进一步削弱了其合法性。

　　当一个政权的核心理想被多数人视为“虚妄”，其统治的精神根基便会动摇。蜀汉后期，“兴复汉室”不再是凝聚人心的旗帜，而是被嘲讽的对象——这种舆论氛围的转变，比任何军事失利都更能说明政权的衰落。

　　三、“祥瑞与灾异”：天命叙事的崩塌

　　蜀汉的正统性建构，还依赖“祥瑞与灾异”的天命解读。刘备称帝时，以“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为祥瑞，宣称“汉有天下，历数无疆”；诸葛亮北伐前，编造“麒麟出建宁，凤凰栖南中”的吉兆，证明“天命在汉”。这套“天人感应”的叙事，在谶纬盛行的东汉末年，对普通民众有较强的说服力。

　　但到蜀汉后期，灾异频发，天命叙事彻底崩塌。景耀三年（公元260年）“蜀地震，太乐丞何攀妻产子，两头共身”，被解读为“国将分崩”；景耀五年（公元262年）“成都大风，发屋折木”，民间传言“汉祚将尽”；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岷山崩，江水竭”，被视为“亡国之兆”。这些灾异，被谯周等“天命转移论”者利用，宣称“刘氏失德，天弃之也”，与曹魏的“祥瑞频出”（如“甘露降洛阳”“白雉降冀州”）形成鲜明对比。

　　更致命的是，蜀汉官方对灾异的“自欺欺人”。面对频发的灾异，黄皓与后主刘禅非但不“罪己修德”，反而“伪造祥瑞，粉饰太平”。景耀四年（公元261年），黄皓指使人“在宫中伪造‘赤龙出现’的假象”，逼迫史官记载为“天命仍在汉”；当岷山崩塌的消息传来，刘禅竟说“山崩水竭，乃自然之理，与国祚无关”。这种对天命的“敷衍与欺骗”，让民众彻底失去对“汉室天命”的信任——当统治者自己都不信“天命在汉”，又怎能指望百姓相信？

　　曹魏对“天命转移”的主动建构，加速了蜀汉天命叙事的崩塌。曹丕代汉后，组织学者撰写《受禅碑》，系统论证“汉朝气数已尽，魏承天命”；曹叡时期，“祥瑞”记载不绝于书，强化“曹魏正统”的舆论。这些宣传通过“互市”“流民”等渠道传入益州，与蜀汉的“灾异频发”形成对比，让益州士民逐渐接受“天命已转移至魏”的观念。当邓艾兵临成都时，谯周劝降的核心论据便是“天命在魏，降魏乃顺天应人”，而刘禅最终接受，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天命转移”的默认。

　　四、“降魏为顺”：舆论共识的形成与蜀汉的终结

　　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全面崩塌，最终表现为“降魏为顺天应人”的舆论共识形成。当血缘、理想、天命三大叙事支柱全部断裂，益州士民便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推动”政权更迭——这种舆论转向，让蜀汉的灭亡失去了道德阻力，甚至被视为“解脱”。

　　益州士族的“劝降舆论”成为主流。谯周是劝降舆论的核心推动者，其《谏后主降魏疏》系统论证了投降的“合理性”：“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若降魏，魏必裂土封陛下，保全身家；若奔吴，终为魏所灭，再降则辱。”这番话不仅为刘禅提供了“台阶”，更代表了益州士族的利益诉求——他们希望通过投降，摆脱荆州集团的压制，获得曹魏的认可与优待。事实上，谯周的劝降得到了益州士族的普遍支持，“群僚皆以为然”，连荆州集团的残余势力（如樊建、董厥）也“默不敢言”，可见舆论已一边倒。

　　普通民众的“厌战盼降”情绪。经过四十余年的战争，益州百姓“家破人亡者十之五六”，对蜀汉政权“恨之入骨”。当曹魏伐蜀的消息传来，民间竟有“庆祝之举”，认为“魏兵至，可免赋役”。邓艾兵临成都时，“百姓夹道欢迎，无有反抗者”，甚至有人“献酒食劳军”。这种“盼降”情绪，反映出民众对蜀汉统治的彻底否定——对他们而言，投降不是“亡国之耻”，而是“苦难的终结”。

　　连蜀汉的部分官员也“主动求降”。除了江油马邈、阳安关蒋舒等基层将领，一些中高层官员也暗中与曹魏联络：巴东太守罗宪“在邓艾兵临成都前，已遣使通魏”；南中都督霍弋“在刘禅投降后，立即上表称臣”。这些官员的“主动归附”，并非单纯的“贪生怕死”，而是对蜀汉正统性的否定——他们认为“魏已承天命，降魏乃识时务”。

　　刘禅的“安乐公”心态，是正统性崩塌的最终体现。投降曹魏后，刘禅在洛阳上演“乐不思蜀”的闹剧，看似“昏庸”，实则反映出他对“汉室正统”的彻底放弃。当司马昭问“颇思蜀否”，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这番话不仅让蜀汉旧臣痛心，更宣告了“刘氏仍承汉统”的叙事彻底破产。若刘禅仍以“汉室后裔”自居，即便投降也应“常怀复国之志”，但其“安乐”心态，恰恰证明蜀汉的正统性已在他心中荡然无存。

　　从“天命所归”到“降魏为顺”，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崩塌，本质上是“统治合法性”的丧失过程。当血缘叙事被质疑、理想叙事被消解、天命叙事被颠覆，这个政权便失去了存在的精神理由。益州士民对投降的“坦然”，甚至“欢迎”，恰恰说明蜀汉的灭亡不是“外部征服”，而是“内部共识”的结果——当一个政权被多数人视为“不必要的存在”，其退出历史舞台便只是时间问题。

　　成都城破之日，太学里的《公羊传》讲堂依旧开着，只是谯周的弟子们已开始研读曹魏的《受禅碑》。那些曾经被视为“异端”的“天命转移”论，如今成了“官方定论”。这段历史留下的深刻启示是：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都离不开“正统性叙事”的支撑，但这种叙事必须与民生福祉、社会共识相结合。当“天命”“血缘”“理想”脱离了民众的真实感受，沦为统治者的“自说自话”，其崩塌便只是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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