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溃烂的根须——从权力末梢到民心离散的总崩溃

　　当钟会的大军开进成都城门时，街市上的百姓没有反抗，甚至有人捧着水酒站在路边——对蜀地而言，这场灭亡早已不是“突然降临”，而是积年累月的“缓慢窒息”。后世总爱将蜀汉的终结归咎于“邓艾奇袭”或“刘禅昏庸”，但翻开那些被战火熏黑的竹简与碑刻，会发现真正的死因藏在更隐秘的褶皱里：不是外敌的坚船利炮，而是从权力核心到基层末梢的全面溃烂，是民心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冷却的过程。

　　一、权力末梢的锈蚀：基层治理的彻底失效

　　蜀汉的基层官吏，本该是连接朝廷与百姓的“毛细血管”，却在后期变成了堵塞循环的“血栓”。诸葛亮时期虽有“科教严明”的美誉，但他死后，这套体系迅速松弛。《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襄阳记》记载，蜀汉末年，蜀郡太守董厥的属官竟敢“私占屯田百亩”，将本该分给流民的土地据为己有；南中地区的巡检使更是“每至县邑，辄索金银”，连少数民族部落的岁贡都敢克扣。

　　这种腐败并非个例。在郫县出土的蜀汉竹简中，有一份县丞的日记残片，上面潦草地记着：“今岁秋税，吏取三成，民怨沸，然上官不问。” 基层官吏的盘剥像一层密不透风的网，百姓缴纳的赋税层层加码，到了朝廷手里只剩半数，而刘禅却对此一无所知——黄皓把持的内侍省早已成了“信息过滤网”，所有负面消息都被贴上“妄议朝政”的标签压了下去。

　　更致命的是司法崩坏。广汉郡曾发生过一起“民女诉吏强占”案，县令竟因被告是黄皓的远房侄子，直接判原告“诬告”，杖责后流放南中。这件事在民间掀起轩然大波，百姓编了歌谣：“蜀官如狼，蜀法如纸”。当法律不再保护弱者，民心的天平就已经开始倾斜。

　　邓艾偷渡阴平时，沿途的关隘守将多是“望风而降”，并非他们贪生怕死，而是这些基层军官早已对蜀汉的吏治失望透顶。有个叫王含的守将在投降时说：“吾等戍边十年，粮饷常被克扣，家眷在乡又遭官吏欺凌，何苦为这样的朝廷卖命？” 权力末梢的锈蚀，让蜀汉的防线从最薄弱的地方开始瓦解。

　　二、资源枯竭的恶性循环：经济体系的全面崩盘

　　蜀汉的经济困局，早在诸葛亮北伐时就埋下了伏笔。为支撑频繁的军事行动，蜀汉实行“盐铁官营”，将最赚钱的产业收归国有，但这种“强管控”模式到了后期彻底走样——负责盐铁专营的官员与地方豪强勾结，将优质盐铁偷偷倒卖，国库收入锐减，只能靠滥发货币填补缺口。

　　考古发现的蜀汉货币“太平百钱”，晚期的铸工粗糙得几乎看不清文字，重量从初期的8克骤降到1.5克，形同废纸。成都民间流传着“千钱买一斗米”的说法，物价飞涨让普通百姓“糟糠不继”。有份出土的《巴郡户口簿》显示，蜀汉灭亡前五年，巴郡的在册人口比诸葛亮时期减少了三成，除了战争损耗，更多是百姓为躲避苛政逃往吴、魏边境。

　　农业也在崩溃边缘。姜维北伐时，为凑军粮，强行将蜀地的“屯田客”（政府安置的流民）征调为士兵，导致大片良田荒芜。《蜀记》记载，景耀年间，汉中地区“饿殍遍野，民多相食”，连负责赈灾的官员都在日记里哀叹：“仓廪空，无可赈，民哭于道，吾亦泣之。”

　　经济的崩盘让“兴复汉室”成了笑话。百姓不在乎谁来统治，只在乎能不能活下去。当邓艾的军队出现在绵竹时，有百姓主动为其引路，不是因为“叛国”，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换个朝廷，或许能有条活路”。

　　三、信仰的空心化：从“汉祚延续”到“得过且过”

　　刘备称帝时，“汉”的国号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无论是荆州集团的“兴复旧都”，还是益州士族的“暂附明主”，都默认了“蜀汉是汉室正统”的前提。但到了后期，这个信仰的内核被一点点掏空。

　　首先是“正统性”的消解。曹丕代汉时，虽有“禅让”的包装，却通过优待汉室宗亲、修复洛阳宫室等手段，逐渐让“汉已亡”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蜀汉这边，刘禅既无刘备的“中山靖王之后”的号召力，又无诸葛亮的威望，连祭祀汉高祖的仪式都懒得亲自参加，让黄皓代劳——当皇帝自己都不在乎“汉室香火”，百姓又何必当真？

　　其次是“理想主义”的退场。诸葛亮时期，官员多是“为兴复汉室而战”的理想主义者，连降将姜维都带着“心存汉室”的信念。但到了后期，朝堂上充斥着谯周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在《仇国论》里公开质疑“北伐”的意义，认为“小国若不知守，必遭覆灭”。这种论调在士大夫阶层蔓延，让“兴复汉室”成了迂腐的代名词。

　　最致命的是“榜样的崩塌”。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形象，本是蜀汉的精神图腾，但他的继任者们却相形见绌：蒋琬“宽柔寡断”，费祎“沉迷宴饮”，姜维“好战而无谋”，黄皓“专权而贪腐”。当百姓看到的“朝廷栋梁”要么昏庸，要么贪婪，“蜀汉能复兴汉室”的信念自然会土崩瓦解。

　　有个细节很讽刺：蜀汉灭亡后，洛阳的官员问刘禅“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这句被后世嘲笑为“昏庸”的话，或许恰恰道出了当时蜀地百姓的普遍心态——他们早就不“思汉”了，只思“安稳”。

　　四、致命的妥协：当抵抗变成“没必要”的挣扎

　　邓艾兵临成都时，刘禅召集群臣议事，朝堂上出现了诡异的“一边倒”——以谯周为代表的大臣几乎全主张投降，只有少数人（如刘谌）呼吁“背城一战”。这种“集体妥协”的背后，是整个统治阶层对“抵抗价值”的否定。

　　刘谌在哭谏时说：“先帝创业艰难，陛下奈何欲降？” 谯周却反驳：“战则蜀地尽毁，民无遗类；降则陛下不失封侯之位，民得保全——孰轻孰重？” 这番话看似“务实”，实则暴露了蜀汉统治的本质：它早已失去了“为信念而战”的勇气，只剩下“计算利弊”的怯懦。

　　连军队都失去了抵抗意志。成都卫戍部队的将领在投降前说：“吾等戍守都城，月饷不及魏兵三成，家眷在乡受官吏欺压，何苦再战？” 士兵们“闻降鼓皆欢”，这种“不战而屈”，比任何战败都更能说明问题——当一个政权失去了让军民“为之牺牲”的价值，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最终，刘禅的降书里写着“辄敕群帅，投戈释甲”，没有丝毫悲壮，只有如释重负。那些曾被诸葛亮、姜维视为“必争之地”的山河，在百姓眼中，不过是换了面旗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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