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1章 仪式纠正8

　　其中一封给“天秤”：

　　“司法系统的腐败是最根本的腐败，因为它保护了所有其他腐败。周宏伟只是冰山一角。下一个目标必须更具象征性，动摇整个系统的公信力。”

　　给“羽毛笔”：

　　“媒体和作家用文字扭曲真实，制造集体幻觉。苏慕青的公开暴露只是开始。真正的纠正，是让谎言制造者亲身体验被谎言伤害的滋味。”

　　给“净火”：

　　“虚伪的道德主义者用慈善和信仰掩饰私欲。火焰净化需要彻底，不仅是揭露，而是让净化之火从内而外燃烧。”

　　给“锁匠”：

　　“承诺是社会的粘合剂，但承诺被普遍背叛。那些轻易许诺又轻易违背的人，必须面对被锁住的后果。”

　　给“观者”：

　　“现代社会充斥着冷漠的旁观者，看见错误却选择无视。他们需要学会，不行动的观察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给“心钥”：

　　“最后，是那些玩弄感情、背叛信任的人。心形破碎时，需要特别的钥匙来修复——或者，永久锁闭。”

　　每一封信都详细阐述了一种“错误”的类型和“纠正”的方法论，但都没有具体目标或时间。

　　“他在培养‘专家’。”陈默分析，“每个人专注于一种类型的纠正，形成分工。”

　　“但为什么现在才开始行动？”方雪不解，“如果他有这些追随者，为什么以前不行动？”

　　“可能在等待‘时机’。”老李说，“或者，林守义的死亡本身就是启动信号。”

　　这个推测让所有人背脊发凉。如果林守义的死亡是计划的一部分，是启动“八个新圆”的开关，那么他们刚刚见证的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果然，三天后，第一个新案件出现。

　　南江市新区，一栋高级公寓内，一名法官在家中书房被发现死亡。死者靠在椅背上，胸前有刺伤，但致命伤是太阳穴的枪伤——手枪握在自己手中，伪装成自杀。

　　“是枪杀，不是刺伤。”虞倩在现场报告，“但胸前刺伤是死后造成的，凶器与前三案相同。”

　　“模仿作案？”老李问。

　　“或者是‘天秤’的开始。”陈默查看现场。

　　书房墙上挂满了法律书籍和奖状，死者叫郑国栋，五十八岁，高级法官，最近正在审理一起备受关注的贪污案，被告是某位前高官。

　　现场没有白布，没有纸条，但书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刑法》，某一页用红笔划出一段关于“司法公正”的条文。旁边放着一个精致的天平模型，但天平倾斜，一端放着一枚硬币，另一端空着。

　　“天秤...”陈默低声说。

　　技术勘查发现，郑国栋的电脑被远程访问过，时间就在他死亡前后。数据恢复显示，有人从他的电脑中复制了大量文件，包括案件审理记录、私人邮件和一些加密文档。

　　“凶手在收集证据。”苏瑾分析，“可能想揭露什么。”

　　第二天，郑国栋的“自杀”新闻还未平息，又一起案件发生：一名报社主编在办公室猝死，死因是心脏骤停，但尸检发现微量毒素。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一篇未完成的社论，标题是《真实的重量》。

　　办公室的书架上，一根白色羽毛被插在笔筒里。

　　“羽毛笔。”老李说。

　　接着第三天，一名慈善基金会负责人死于车祸，但车辆刹车系统被人为破坏。现场散落着烧焦的纸张，像是某种文件。

　　“净火。”陈默确认。

　　连续三天，三个死亡，三个不同的手法，但都隐约指向林守义的六个符号。

　　“他们在行动，但不是仪式性的。”陈默在专案组会议上分析，“这些案件更隐蔽，更分散，像是各自为战。”

　　“但都留下了‘签名’。”方雪说，“天平、羽毛、烧焦的文件...”

　　“他们在宣告自己的存在，但不想像林守义那样公开。”老李思考，“为什么？”

　　“可能吸取了林守义的教训。”苏瑾说，“公开的仪式性犯罪容易被追踪。分散的、伪造成意外或自杀的案件更难侦破。”

　　陈默同意这个分析，但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同时开始？是什么触发了他们？”

　　他想起了林守义加密文件中的话：“当第七个圆完成，八个新圆将开始。”林守义的死亡是第七个圆，那么现在就是新圆的开始。

　　“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陈默说，“在他们造成更多伤害之前。”

　　但如何出击？六个执行者身份不明，作案手法多样，目标似乎也没有固定模式。

　　陈默决定从第一个案件——法官郑国栋的死入手。如果“天秤”的目标是司法腐败，那么郑国栋很可能有不当行为。

　　调查发现，郑国栋审理的那起贪污案确实存在疑点：关键证据突然“消失”，重要证人改变证词，而被告与郑国栋的妻子是远亲。

　　“他在操纵审判。”林薇确认，“有内部消息说，郑国栋收受了巨额贿赂。”

　　“谁可能知道这些？”陈默问。

　　“很多人：律师、检察官、法院工作人员，甚至可能是其他法官。”

　　范围太广。但陈默注意到一个细节：郑国栋死亡当天，他的日程表上有一个标记为“咨询”的约会，时间晚上八点，地点是他家，但没有对方姓名。

　　“谁会晚上去法官家‘咨询’？”老李问。

　　“可能是律师，也可能是...举报人。”陈默推测，“如果有人掌握了郑国栋腐败的证据，去威胁或谈判，结果发生了冲突。”

　　他们调取了公寓楼道的监控，但郑国栋家的楼层监控恰好“故障”。不过，大厅监控拍到一个戴帽子和口罩的男人，晚上七点五十分进入，八点四十分离开，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身材中等，步伐稳定，年龄大约三十到四十岁。”陈默反复观看录像，“看不清面容，但有一个细节：他按电梯时用的是左手，但提包用的是右手。可能是左撇子，但故意掩饰。”

　　左撇子。在郑国栋的书房里，所有物品都按右手习惯摆放，但书桌上的笔筒里，有一支笔放在左侧，笔尖朝左。

　　“凶手可能用过那支笔。”陈默推断。

　　他们对笔进行指纹提取，但已经被擦拭干净。不过，在笔杆的细微纹理中，张辰发现了一点皮屑，可能来自手指。

　　“DNA提取需要时间，但有可能。”张辰说。

　　与此同时，对另外两起案件的调查也在进行。报社主编的毒素分析显示是一种罕见的心脏毒素，提取自某种非洲植物，南江市只有植物园和几个高级实验室有样本。

　　“凶手有专业知识或特殊渠道。”虞倩说。

　　慈善基金会负责人的车辆破坏手法专业，像是汽车修理人员或相关行业者所为。

　　三个案件，三个不同的专业领域：法律、毒物学、汽车维修。

　　“执行者有不同的背景。”陈默在白板上列出，“‘天秤’可能有法律背景；‘羽毛笔’可能有化学或植物学知识；‘净火’可能懂机械。”

　　“那么‘锁匠’‘观者’和‘心钥’可能对应其他专业领域。”老李接着说。

　　陈默突然想到什么：“林守义的名单上，有没有这些专业背景的人？”

　　苏瑾快速筛查：“法律背景的有七人，化学相关的三人，汽车维修或机械背景的两人。”

　　“缩小范围，重点调查这些人。”

　　但名单上有一百多人，调查需要时间，而凶手不会等待。

　　第四天，没有新案件发生，但陈默收到一封匿名信，邮寄到警局，收件人直接写他的名字。

　　信封普通，里面只有一张照片：陈默自己，站在林守义墓前，背影孤独。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观者也在被观察”

　　“锁匠”的代号是观者？还是这是另一个信息？

　　陈默感到一阵寒意。他被监视了，而且对方知道他的行踪。这不是偶然，是警告，或者...挑衅。

　　“他们知道我们在调查，可能在干扰我们。”老李说。

　　“或者，”陈默看着照片，“他们想传达什么。”

　　他想起林守义给“观者”的信中写道：“不行动的观察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如果“观者”在观察他，那意味着什么？是因为陈默作为警察，看见社会的错误却没有“彻底纠正”？

　　“他们在测试我。”陈默低声说。

　　第五天，又一封匿名信。这次是一份文件复印件，关于五年前的一起旧案：一个富商之子酒驾撞死行人，但通过关系和金钱逃脱重罚，只判了缓刑。受害者家属多次上诉无果。

　　文件最后附了一句话：

　　“观者，你看见了吗？”

　　陈默记得这个案子。他当时是刑警队新人，案子不归他管，但他听说过。富商的儿子叫李天明，现在继承家业，是本地知名企业家，经常做慈善，形象良好。

　　“他们在提供目标。”老李分析。

　　“或者，他们在引导我们。”陈默皱眉，“为什么给我这个？想让我去调查李天明？还是想让我看到司法不公，认同他们的理念？”

　　“可能是陷阱。”方雪提醒。

　　陈默同意，但他还是调阅了当年的案卷。案件记录确实存在疑点：关键证据模糊，证人证词前后矛盾，检察官没有提出上诉。

　　“当时办案的警察是谁？”陈默问。

　　记录显示，负责警官是刘志强，现在已经退休。检察官是王磊，后来转行做律师，专攻经济案件。法官...正是刚刚死去的郑国栋。

　　一个完整的链条：警察、检察官、法官，可能都存在问题。

　　“如果‘天秤’的目标是司法腐败，那为什么只杀郑国栋？”林薇问。

　　“可能其他人是下一个目标。”陈默说，“或者，‘天秤’认为郑国栋是核心，其他人是‘从犯’，需要不同的纠正。”

　　就在这时，陈默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陈警官，文件收到了吗？”

　　声音经过处理，听不出男女。

　　“你是谁？”

　　“一个观者。我在观察错误，也在观察纠正错误的人。”声音平静，“李天明案，你看了吗？”

　　“看了。你想说什么？”

　　“错误需要纠正，但系统已经失效。郑国栋死了，但他的错误还在继续影响——李天明还在逍遥法外，受害者家属还在痛苦中。”

　　“所以你想让我做什么？”

　　“不是我想让你做什么，是你应该做什么。”声音顿了顿，“警察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但当正义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实现时，你会怎么做？”

　　“法律有程序——”

　　“程序保护了罪犯！”声音突然提高，又迅速恢复平静，“抱歉，我激动了。我只是想知道，像你这样的警察，看到明显的错误，会行动吗？还是只是...观察？”

　　电话挂断。陈默追踪号码，又是一个一次性手机，无法定位。

　　“他在试探你的立场。”老李说，“想知道你是‘系统的一部分’，还是潜在的‘觉醒者’。”

　　陈默感到一阵荒谬。他，一个刑警队长，被连环杀手的追随者测试“正义感”。

　　但问题确实刺中了他：面对明显的司法不公，他能做什么？法律程序有时确实缓慢且不完美，但这就是以暴制暴的理由吗？

　　他想起林守义的结局：一个聪明、有理想的人，最终走向极端，成为杀人犯。那些追随者，是否也在走同样的路？

　　第二天，陈默决定拜访当年受害者家属。死者叫赵大山，建筑工人，被撞时四十二岁，留下妻子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赵大山的妻子王秀兰现在做清洁工，住在老城区一间出租屋。看到警察，她有些紧张。

　　“案子已经结了，为什么又来找我？”她低声问。

　　“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陈默温和地说，“这些年，你们过得怎么样？”

　　王秀兰眼圈红了：“能怎么样？老赵走了，赔偿金只够还债。我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现在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学费都凑不齐。”

　　“李天明...那个肇事者，后来联系过你们吗？”

　　“没有。”王秀兰摇头，“他爸爸派人送过一次钱，我拒绝了。我不要他们的钱，我要公道，但...没有公道。”

　　她的声音里没有愤怒，只有深深的疲惫和绝望。

　　离开时，陈默心情沉重。王秀兰的绝望，正是林守义和追随者们利用的土壤。当人们失去对系统的信任，就容易接受极端解决方案。

　　回到警局，他得知了一个新消息：名单上的一名“潜在觉醒者”——那个因工伤赔偿被拖延的建筑工人王建国——失踪了。

　　王建国，四十五岁，三个月前在工地受伤，腰椎骨折，公司拒绝赔偿。他多次上访无果，最近情绪越来越不稳定。

　　“他昨天就没回家，手机关机。”林薇报告，“公司说他也没去闹事了。”

　　陈默有种不祥的预感。王建国的背景和遭遇，正是“锁匠”可能关注的目标——承诺被背叛。

　　“立刻找到他。”陈默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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