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1章 镜像人生19

　　数字犯罪调查科所在的办公区已经正式更名为“新兴技术犯罪调查中心”。名字的改变反映了工作的演变——从专门应对数字犯罪，到全面覆盖所有新兴技术引发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陈默站在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俯瞰正在苏醒的城市。阳光穿过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手中的报告标题是“神经权利法案：立法建议草案”，由他参与起草，即将提交议会审议。

　　“两年时间，从个案到立法。”林薇走到他身边，手中拿着平板电脑，“张振华在监狱里的研究笔记对草案有很大贡献。他提出了‘体验完整性’的概念，作为神经权利的核心。”

　　“体验完整性。”陈默重复这个术语，“指的是个人对自己的感知、记忆、身份、时间感等核心体验的自主权和保护权。”

　　“正是。”林薇滑动屏幕，展示草案内容，“包括：知情同意必须详细说明技术可能如何改变核心体验；用户有权访问和修改自己的神经数据；禁止未经同意的神经影响；建立神经技术安全标准和交互测试要求...”

　　老李从会议室探出头：“陈科，联合工作组会议五分钟后开始。今天的议题是‘脑机接口技术的早期监管框架’。”

　　陈默点头，整理了一下西装——这种正式会议要求着装规范，与日常调查工作的便装不同。两年时间里，他的角色也在演变：从案件调查员，到政策建议者，再到跨领域协调者。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政府代表、科技公司高管、学术界专家、患者权益倡导者。墙上显示屏展示着脑机接口技术的最新进展——从医疗康复到认知增强，从神经通讯到意识上传的远景。

　　“欢迎各位。”陈默作为工作组联合主席主持会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在脑机接口技术商业化普及前，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防止重蹈过去两年我们处理的诸多案件的覆辙。”

　　一位科技公司代表发言：“陈主席，我们理解监管的必要性，但过度监管可能扼杀创新。脑机接口技术有巨大潜力，可以帮助瘫痪者重新行走，帮助失明者重见光明，帮助认知障碍者恢复正常功能。”

　　神经科学家回应：“潜力是真实的，但风险也是真实的。如果脑机接口能够读取甚至写入神经信号，那么思想隐私、意识自主性、身份完整性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患者权益代表分享经验：“作为‘综合病症’的受影响者，我亲身经历了技术副作用带来的痛苦。我们不能等到伤害发生再补救，必须在技术发展的早期就建立保护措施。”

　　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最终达成了建立“脑机接口技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共识，要求在临床试验阶段就纳入神经权利保护条款。

　　会议结束后，陈默在走廊遇到了徐志远博士，他现在是“神经技术安全联合工作组”的首席科学顾问。

　　“陈警官，有件事想私下谈谈。”徐博士表情严肃，“关于我们一直在监测的那些‘综合病症’患者，有新的发现。”

　　两人来到徐博士的研究所，实验室里满是先进的神经成像设备。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大脑连接动态图。

　　“看这里。”徐博士指着一组数据，“在过去六个月里，大约30%的患者报告症状发生了变化——不是恶化，而是...进化。”

　　“进化？”

　　“他们的跨感官连接正在形成新的模式。”徐博士切换图像，“不再是简单的‘看到声音’或‘尝到颜色’，而是更复杂的感官融合体验。比如，李文——那位建筑师——现在能‘体验’空间的声学特性，无需测量仪器就能感知房间的回声效果。”

　　陈默思考着：“这是负面症状还是新能力？”

　　“两者兼具。”徐博士回答，“对日常生活有干扰，但在特定情境下有实用价值。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新能力似乎在患者之间‘趋同’——不同患者发展出类似的能力模式，即使他们没有交流过。”

　　“又是某种形式的‘传染’？”

　　“可能，但机制不同。”徐博士调出另一组数据，“我们监测了患者群体的脑电波同步情况。发现当他们在物理上接近时，大脑活动的相似度会增加。这暗示可能存在群体层面的神经适应。”

　　林薇此时也赶到了研究所，听到这一发现后问：“这会影响其他人吗？没有症状的普通人？”

　　“我们正在研究。”徐博士说，“初步数据显示，长时间与症状患者密切接触的人，脑电波模式会轻微变化，但尚未发展出完整症状。这可能是低水平的人际神经同步效应。”

　　陈默感到熟悉的不安：技术引发的改变，正在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在社会层面扩散和演化。

　　“我们需要扩大监测范围。”他决定，“但要以尊重和自愿为前提。患者不是实验对象，他们是受影响的人。”

　　徐博士点头：“这正是我们设计新研究方案时的核心原则。所有参与者充分知情，完全自愿，随时可以退出。研究目的是帮助他们理解和管理自己的状况，同时为神经科学提供新知。”

　　离开研究所时，林薇问：“陈科，你觉得这种现象会如何发展？”

　　“我不知道。”陈默诚实回答，“但我知道我们必须以尊重和谨慎的态度面对。技术改变了这些人的大脑，但改变不一定就是缺陷。关键是他们是否有自主权，是否能控制这种改变对他们的意义。”

　　第二天，陈默收到监狱的通知：张振华申请假释听证会，希望他作为证人出席。

　　假释听证会在监狱的会议室举行，气氛正式而克制。张振华穿着整洁的囚服，头发梳理整齐，看起来比两年前更加平静。评审委员会由法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受害者代表组成。

　　“张振华，你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良好。”主审法官翻阅记录，“参与了多项研究项目，提供了专业知识，帮助建立了神经技术监管框架。你对自己罪行的认识是什么？”

　　张振华深吸一口气：“我认识到，科学探索必须服务于人的尊严，而不是相反。我让科研野心遮蔽了伦理责任，将他人视为实验对象而非独立个体。陆远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具体剂量是由谁修改的，实验本身已经越过了底线。”

　　受害者代表——陆远的母亲——静静地坐着，表情复杂。陈默注意到她手中握着一张旧照片，边缘已经磨损。

　　“如果你获得假释，有什么计划？”心理学家问。

　　“我计划继续参与神经伦理研究，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张振华回答，“不是主导实验，而是提供咨询，帮助年轻科学家避免我的错误。我也想...尝试修复一些伤害，如果可能的话。”

　　“什么伤害？”

　　张振华看向陆远的母亲：“我知道无法让陆远复活，但也许可以帮助其他受影响者。我在研究神经适应和康复的方法，基于我在监狱里对‘镜像计划’数据的重新分析。”

　　听证会持续了一小时。最终，委员会决定批准假释，但有严格条件：不得从事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定期向假释官报告；完成社区服务；继续接受心理辅导。

　　离开监狱时，陈默在停车场遇到了陆远的母亲。她站在车旁，望着监狱的高墙，眼中情绪难辨。

　　“李阿姨。”陈默轻声打招呼。

　　她转过身，勉强微笑：“陈警官。谢谢你这些年的工作。”

　　“这是我的职责。”

　　“我知道。”她低头看着手中的照片，“有时我在想，如果陆远还活着，他会如何看待这一切？技术、伦理、神经权利...这些对他来说可能是抽象概念，直到它们夺走了他的生命。”

　　陈默不知如何回应。有些损失无法弥补，有些伤痛无法痊愈。

　　“但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听证会。”李阿姨继续说，“我想见陆明。如果他愿意的话。”

　　这个请求让陈默感到意外：“您确定吗？”

　　“我思考了两年。”她说，“陆明也是受害者，虽然方式不同。而且...在某些方面，他承载着陆远的某些部分。我想了解那些部分，也想了解陆明自己。”

　　陈默联系了沈雨，安排了这次特殊的会面。在数字伦理研究中心的安静会议室里，李阿姨和陆明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像是安全距离，又像是连接桥梁。

　　“谢谢你愿意见我。”李阿姨先开口。

　　陆明点头，表情平静但眼神中有细微的紧张：“我也...想见您。有很多事我想说，但不知从何说起。”

　　“就从你记得的事情开始。”李阿姨温和地说，“关于陆远，关于你们小时候，关于...一切。”

　　陆明讲述了他支离破碎的童年记忆：隐约记得有一个玩伴，但不确定是真实还是想象；记得被送往疗养院的困惑和恐惧；记得后来看到陆远照片时的震惊——那个与自己如此相似的人。

　　“当我开始模仿他时，最初是一种探索。”陆明说，“我想理解这个‘另一个我’。但随着模仿深入，事情变得复杂。我不仅模仿他的行为，也开始理解他的感受、他的思考方式、他的内在世界。”

　　“你理解他吗？”李阿姨问。

　　“部分理解。”陆明诚实回答，“通过他的日记、他的物品、他的人际关系，我拼凑出了他的形象。但我也知道，这始终是外部视角。真正的陆远，那个有自己独特体验和秘密的人，可能永远超出了我的理解。”

　　李阿姨眼中泛起泪光：“你说得对。每个孩子对父母都有秘密，每个个体都有无法完全分享的内在。但我感谢你的努力，感谢你试图理解他。”

　　“我也感谢他。”陆明声音轻柔，“通过模仿他，我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不是成为他，而是通过学习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会面持续了两小时，结束时，两人都显得平静而释然。没有戏剧性的和解，但有真诚的理解和尊重。

　　“也许，”李阿姨离开时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是找到所有答案，而是学会与问题共存，并继续前行。”

　　会面结束后，沈雨找到陈默：“这次会面对陆明有很大影响。他说感到一种‘闭合’，不是结束，而是完成了某个循环。”

　　“镜像人生的循环。”陈默若有所思。

　　“正是。”沈雨点头，“从分离到模仿，从混淆到区分，从替代到共存。也许这就是所有人际关系的隐喻——我们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通过他人理解自己，但最终必须找到自己。”

　　春天渐深，城市公园里樱花盛开。陈默难得有半日闲暇，漫步在花树下，思考着这两年的旅程。从“镜像人生”案开始，一系列案件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发生，每个案件都触及人类体验的不同维度，但又相互连接。

　　手机震动，是林薇的信息：“紧急情况。‘综合病症’患者群体报告同步性体验——多人同时经历相同的感官融合现象，即使他们身处不同地点。”

　　陈默立即返回调查中心。会议室里，团队已经聚集，屏幕上显示着事件时间线和患者报告。

　　“今天下午2点17分，分散在四个城市的十二名患者同时报告了类似的体验。”张辰汇报，“他们描述为‘紫色的钟声’或‘钟声形状的紫色’，持续约三十秒后消失。所有人都在进行日常活动，没有使用任何神经技术设备。”

　　“同步触发因素是什么？”老李问。

　　“我们正在分析。”方雪回答，“天气数据、电磁活动、网络流量...目前没有明显共同因素。”

　　苏瑾补充：“更奇怪的是，一些未参与我们研究的联觉者也报告了类似体验，但时间略晚——大约2点23分。似乎这种‘感官事件’从核心患者群体向外扩散，但强度减弱。”

　　虞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可能是一种群体心理现象，由共享的期望和焦虑引发。但感官细节的一致性令人不安——如果是心理暗示，不同人的描述通常有差异。”

　　陈默联系了徐志远博士。徐博士的研究团队已经监测到了异常神经活动。

　　“我们在患者身上放置的便携式脑电图设备记录了同步的神经波动。”徐博士在电话中解释，“在2点17分，他们的大脑显示出一致的异常活动模式，主要集中在颞叶和顶叶。非患者对照组没有这种模式。”

　　“原因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徐博士承认，“但有一个假设：长期形成的跨感官连接网络，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共振，类似于调谐到同一频率的无线电接收器。”

　　“这会带来风险吗？”

　　“潜在风险是，如果这种共振增强，可能引发更强烈的群体感官体验，甚至影响未受影响者。但也有可能，这只是大脑适应新连接模式的自然过程。”

　　事件发生后的一周里，又发生了三次类似的同步体验，但强度减弱，参与人数减少。患者群体内部建立了沟通网络，分享体验，寻找模式，支持彼此。

　　“我们正在学习理解这些现象。”李文在患者小组会议上说，“不是作为疾病症状，而是作为新的感知方式。通过共享经验，我们开始识别触发因素——特定的天气条件、集体情绪状态、甚至某些电磁频率。”

　　林悦补充：“我们也发现，通过正念和冥想，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这些体验，减少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主动引发特定体验，用于艺术创作或问题解决。”

　　患者群体逐渐从“受害者”转变为“探索者”，从被动承受症状到主动理解和管理。这种转变让陈默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技术引发的改变不一定只能是问题，也可以成为资源，如果人们有足够的支持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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