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秉心端方辅圣君 鞠躬尽瘁理朝纲

　　雍正七年冬，紫禁城军机处内灯火通明，已是深夜时分，一位身着一品官袍的老者仍端坐案前，手持朱笔，逐一审阅奏折。他须发微霜，面容清癯，眼神却依旧锐利有神，笔下批注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每一处修改都切中要害——此人便是时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自雍正帝继位以来，张廷玉便以“秉心端方、勤慎恪敏”着称，始终陪伴在雍正帝左右，辅佐其整顿吏治、推行新政、巩固边疆，成为雍正朝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更是大清王朝“康乾盛世”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张廷玉出身书香门第，安徽桐城张氏一族，世代为官，文脉绵延。其父张英是康熙朝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以“六尺巷”的典故传扬后世，秉持“廉俭自律、谦和待人”的家风。张廷玉自幼受家风熏陶，苦读圣贤书，康熙三十九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刑部侍郎等职，凭借扎实的学识、谨慎的行事风格和出色的理政能力，深得康熙帝赏识，成为康熙晚年倚重的近臣之一。

　　雍正帝继位之初，朝局动荡，八爷党残余势力虎视眈眈，年羹尧、隆科多等权臣手握重权，各项新政尚未铺开，国库空虚，吏治腐败。雍正帝深知，要稳定朝局、推行改革，必须有一位兼具才干、忠诚与谨慎的大臣辅佐。而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既无结党之嫌，又有丰富的理政经验，更精通典章制度，自然成为雍正帝的首选。雍正帝即位当月，便提拔张廷玉为礼部尚书，不久后又任命其为军机大臣，进入权力核心，协助自己处理军国大政。

　　彼时的军机处，初设不久，是雍正帝为集中皇权、推行新政设立的核心机构，取代了内阁的部分职权，直接听命于皇帝。张廷玉作为军机处的核心成员，肩负着“草拟谕旨、处理奏折、协调政务、辅佐决策”的重任。雍正帝精力充沛，勤政爱民，常常深夜批阅奏折，张廷玉便始终陪伴左右，无论寒暑，从未间断。他深知雍正帝推行新政的决心，也明白朝局的复杂，因此每一项工作都做得细致入微、滴水不漏，成为雍正帝最信任的“左右手”。

　　张廷玉辅政的核心，便是全力辅佐雍正帝推行新政，破除积弊。雍正朝的各项新政，无论是“火耗归公”“摊丁入亩”，还是“改土归流”“官绅一体当差纳粮”，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对，而张廷玉始终坚定地站在雍正帝一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化解阻力，推动新政落地。

　　在推行“火耗归公”时，不少地方官员以“火耗乃地方办公必需，归公后地方无以为继”为由，暗中抵制，甚至滥征火耗，中饱私囊。张廷玉深知，“火耗归公”的核心是规范赋税征收，杜绝官员贪腐，若不能妥善处理地方办公经费问题，新政必难推行。他向雍正帝建议，“火耗归公后，应按地方大小、事务繁简，核定养廉银数额，发放给地方官员，既保证官员办公所需，又杜绝贪腐空间”。这一建议被雍正帝采纳，养廉银制度随之推行，既缓解了地方官员的抵触情绪，又确保了“火耗归公”的顺利实施，有效充实了国库，整顿了吏治。

　　在推行“改土归流”时，西南边疆局势复杂，土司势力顽固，民族矛盾尖锐，鄂尔泰在西南经略期间，虽取得显着成效，却也时常遭遇叛乱与抵制。张廷玉在京城居中协调，一方面及时将西南的局势反馈给雍正帝，为皇帝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协调户部、兵部，为西南清军调配粮草、军械，保障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同时，起草谕旨，安抚西南各族百姓，宣传改土归流的好处，瓦解土司的群众基础。每当鄂尔泰遇到困难，张廷玉总能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其化解危机，确保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稳步推进，最终将西南边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巩固了国家统一。

　　对于“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一争议最大的新政，张廷玉的态度尤为关键。作为科甲出身的官员，张廷玉深知官绅阶层的诉求，也明白新政推行的阻力之大。起初，他曾私下向雍正帝进言，“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旨在均平负担，然恐寒天下读书人之心，可适当兼顾官绅体面，允许低级功名者以文代役”。这一建议既没有否定新政的核心，又兼顾了实际情况，被雍正帝采纳，后来乾隆帝继位后，进一步完善这一政策，允许秀才、举人以修缮文庙、撰写文书等方式替代田间劳作，既保证了新政的延续性，又缓和了官绅阶层的抵触情绪。

　　在辅佐雍正帝推行新政的同时，张廷玉还致力于整顿吏治、完善制度。雍正帝继位后，深知吏治腐败是大清的顽疾，因此将整顿吏治作为重中之重。张廷玉作为吏部尚书、军机大臣，牵头负责吏治整顿工作，他秉持“任人唯贤、赏罚分明”的原则，严厉打击贪腐官员，提拔实心办事、廉洁奉公之人。

　　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定期对全国官员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等，优秀者予以晋升，不称职者予以降职或革职，确保官员队伍的精干高效。同时，他完善了奏折制度，扩大密折上奏的范围，允许中下级官员直接向皇帝上书，举报贪腐、结党等行为，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有效遏制了官场腐败。

　　对于年羹尧、隆科多等权臣的倒台，张廷玉始终保持清醒的立场。年羹尧居功自傲、专擅跋扈时，张廷玉虽与他同朝为官，却从不与之结党，始终保持距离；隆科多结党营私、干预朝政时，张廷玉更是坚决反对，暗中向雍正帝提供其结党的证据，协助雍正帝彻底肃清了年、隆集团，稳定了朝局。

　　张廷玉不仅是理政能手，更是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雍正朝各项制度的完善，大多离不开他的主导或参与。军机处的规章制度，便是由张廷玉一手拟定的。他制定了军机处的办事流程，规定了军机大臣的职责、奏折的处理程序、谕旨的草拟规范等，使得军机处成为高效、快捷的决策机构，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进一步巩固了皇权。

　　此外，他还牵头编纂了《大清会典》《世宗实录》等重要典籍。《大清会典》是清代的行政法典，汇集了清代的各项典章制度，张廷玉作为总裁官，历时数年，潜心编纂，力求内容详实、规范严谨，为清代的行政运作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世宗实录》则系统记录了雍正帝在位期间的言行、政务，张廷玉凭借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确保了实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后世研究雍正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张廷玉辅政期间，始终秉持“勤、慎、廉”三字准则，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他每日天不亮便入宫，深夜才出宫，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懈怠。雍正帝曾评价他“遵旨缮写，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甚至在病重时，仍放心地将政务托付给张廷玉，可见对其信任之深。

　　他为人谨慎，从不张扬，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谦逊低调，从不滥用职权，也不结党营私。他的府邸简陋朴素，与一般官员相比，毫无奢华之气；他为官清廉，从不接受贿赂，对于下属的馈赠，一律坚决拒绝。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员为谋求晋升，暗中向张廷玉赠送白银万两，张廷玉不仅当场拒绝，还将此事上报雍正帝，请求严惩该官员，此举赢得了朝野上下的赞誉。

　　张廷玉对待下属宽厚谦和，注重培养人才。他提拔官员，从不看重出身、门第，只看重才干和品行，不少出身贫寒却有才干的官员，在他的举荐下，得以崭露头角，成为大清的栋梁之臣。他还十分重视对后辈的教导，将自己的理政经验和为官之道传授给年轻官员，鼓励他们实心办事、忠诚报国。

　　雍正帝晚年，身体日渐衰弱，对张廷玉的依赖愈发深重。雍正十一年，雍正帝下旨，封张廷玉为三等伯，赐号“勤宜”，成为清代唯一一位凭借文官身份封伯的大臣，这既是对他辅政功绩的肯定，也是对他忠诚的嘉奖。雍正十三年，雍正帝病危，召张廷玉、鄂尔泰等大臣入宫，托付后事，立下遗诏，令张廷玉、鄂尔泰“配享太庙”，这是清代大臣的最高荣誉，足以见得雍正帝对张廷玉的认可与信任。

　　乾隆帝继位后，张廷玉继续辅政，协助乾隆帝稳定朝局，延续雍正朝的新政。此时的张廷玉，已是三朝元老，威望极高，乾隆帝对他也十分敬重，凡事皆与之商议。张廷玉依旧秉持勤慎之风，辅佐乾隆帝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疆，为乾隆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然而，晚年的张廷玉，却因“配享太庙”之事，与乾隆帝产生了嫌隙。乾隆十三年，张廷玉年事已高，请求辞官归乡，乾隆帝起初不允，后来虽答应，却因张廷玉担心自己死后无法配享太庙，多次上书请求乾隆帝立下凭证，惹得乾隆帝不悦。加上此时鄂尔泰已去世，张廷玉成为朝中最具威望的大臣，乾隆帝为巩固皇权，对其渐渐有所猜忌，最终虽仍遵雍正帝遗诏，让张廷玉配享太庙，却也削夺了他的爵位，令其辞官归乡。

　　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在桐城家中病逝，享年八十四岁。乾隆帝最终遵从雍正帝遗诏，将张廷玉配享太庙，成为清代唯一一位配享太庙的汉臣，这是对他一生辅政功绩的最高肯定。

　　纵观张廷玉的一生，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辅政四十余年，始终秉心端方、勤慎恪敏，辅佐雍正帝推行新政、整顿吏治、巩固边疆，完善典章制度，为大清王朝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没有年羹尧的赫赫战功，也没有隆科多的定策之功，却以自己的智慧、才干和忠诚，成为雍正帝最信任的辅政大臣，成为康乾盛世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张廷玉的辅政之路，是一条“忠诚、勤勉、谨慎”之路。他深知伴君如伴虎，却始终坚守初心，以国家大义为重，不结党、不营私、不贪腐，始终将皇帝的信任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的理政能力、处事智慧、为官品格，不仅赢得了雍正帝、乾隆帝的认可，也赢得了后世的赞誉。

　　他所参与制定的各项制度，如军机处制度、养廉银制度、奏折制度等，深刻影响了清代的政治走向，有些制度甚至延续到清末；他所秉持的“勤、慎、廉”的为官准则，成为后世官员的典范，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张廷玉的一生，是辅政大臣的典范，他用自己的鞠躬尽瘁，诠释了“臣节”二字的真谛；用自己的勤勉务实，推动了大清王朝的繁荣与发展。他的功绩，永载史册；他的品格，流传千古，成为中国古代辅政大臣中不可多得的贤才，也成为康乾盛世这段辉煌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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