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昭雪沉冤安朝野 宽宥既往启新程

　　乾隆帝登基之初，“宽严相济”的治国理念已初露锋芒，而平反雍正朝冤案，便是其“宽”政最直接、最震撼的体现。雍正帝执政十三年，以铁腕整饬吏治、推行新政，虽革除康熙晚年积弊，却也因手段严苛、猜忌心重，制造了多起冤假错案——既有宗室贵族因“九子夺嫡”余波被诬陷迫害，也有大臣官员因直言进谏、触动利益被罗织罪名，更有普通文人因文字不慎身陷囹圄。这些冤案不仅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更成为雍正朝遗留的重要隐患。乾隆帝深知，要凝聚人心、稳定朝局，必须正视这些冤案，以雷霆之势予以平反昭雪，用宽宥既往的胸襟，为乾隆朝开启全新的政治风气。

　　一、宗室冤案平反：化解夺嫡余怨，凝聚宗室人心

　　雍正朝最引人瞩目的冤案，莫过于“九子夺嫡”后对诸兄弟的迫害。康熙朝后期，诸位皇子为争夺储位结党相争，雍正帝继位后，为巩固皇权，对曾经的竞争对手展开残酷打压，制造了多起宗室冤案，成为皇室内部无法磨灭的伤痛，也让宗室成员人人自危，离心离德。乾隆帝登基后，首要的平反任务，便是为这些宗室冤案昭雪，化解皇室内部的积怨。

　　最典型的便是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冤案。胤禩素有“八贤王”之称，在朝野上下声望极高，是雍正帝夺嫡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胤禟则是胤禩的坚定支持者，财力雄厚，暗中为其拉拢势力。雍正帝继位后，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为由，将二人削爵圈禁，剥夺宗室身份，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塞思黑”（满语“猪”），极尽羞辱之能事。不久后，二人便在圈禁中离奇死亡，传闻为雍正帝暗中加害，其家属也被牵连，或流放边疆，或贬为庶民。这起冤案，不仅让宗室成员心寒，更在民间引发诸多非议，成为雍正帝“严苛寡恩”的重要诟病。

　　乾隆帝登基仅一个月，便下旨为胤禩、胤禟平反。他在诏书中明确表示：“胤禩、胤禟等虽曾觊觎储位，然并无明确谋逆之举，先帝晚年对其处置过于严苛，实属不妥。”随后，下令恢复胤禩、胤禟的宗室身份，归还其原名，将二人的灵柩迁回祖坟，与其他宗室成员合葬；对被牵连流放、贬谪的家属，一律召回京城，恢复身份，给予妥善安置。同时，乾隆帝亲自召见胤禩、胤禟的子嗣，安抚他们的情绪，强调“宗室本为一体，既往不咎，此后当同心同德，共辅大清”。这一举措，虽未能完全抹去皇室内部的伤痛，却也极大地缓和了宗室矛盾，让宗室成员感受到新君的宽仁，逐渐凝聚起皇室向心力。

　　紧随其后的是十阿哥胤?、十四阿哥胤禵冤案。胤?是胤禩一党，雍正帝继位后，以“违抗圣旨、结党营私”为由，将其革爵圈禁；胤禵是雍正帝的同母弟，却在夺嫡中支持胤禩，且手握西北兵权，雍正帝继位后，将其召回京城，革去兵权，圈禁于景山寿皇殿。二人虽未像胤禩、胤禟那样惨遭杀害，却也被囚禁十余年，受尽折磨。乾隆帝登基后，立即下旨解除对胤?、胤禵的圈禁，恢复其爵位与自由；对于胤?被抄没的家产，予以归还；对于胤禵，不仅恢复其郡王爵位，还任命其为正黄旗汉军都统，给予实权，让其参与朝政。胤禵感念乾隆帝的宽宥，此后尽心辅佐，成为乾隆朝初期稳定宗室的重要力量。

　　此外，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其他被牵连的宗室冤案逐一核查平反。如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子嗣，因父亲被废而遭贬谪，乾隆帝下令恢复其宗室身份，给予相应的爵位俸禄；又如宗室成员胤裪，因牵连胤禩案被革去爵位，乾隆帝也予以平反复爵。一系列的宗室平反举措，彻底化解了“九子夺嫡”留下的余怨，让宗室内部重新归于和睦，为乾隆朝的朝局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宗室基础。

　　二、大臣官员冤案平反：拨乱反正，重塑官场信心

　　雍正帝执政期间，为推行新政、整饬吏治，对官员采取“严苛打压”策略，动辄以“贪腐”“渎职”“结党”等罪名罗织罪案，许多大臣官员因直言进谏、触动利益集团，或因雍正帝的猜忌，惨遭冤杀、革职抄家，形成了“官员畏罪而不为”的消极风气。乾隆帝深知，要激活官场活力，必须为这些蒙冤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让官员们敢于直言、勇于任事。

　　年羹尧、隆科多冤案是雍正朝最具代表性的大臣冤案。年羹尧是雍正帝继位的重要功臣，曾担任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战功赫赫；隆科多是雍正帝的舅舅，曾任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在康熙驾崩时，手握京畿兵权，助力雍正帝顺利继位。二人因功高震主，且逐渐骄纵跋扈，触动了雍正帝的皇权，雍正帝便以“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为由，将二人治罪：年羹尧被削爵抄家，赐自尽，其家属、下属被牵连者达百余人；隆科多被革职圈禁，不久后在圈禁中病逝，其家族也被牵连贬谪。客观而言，年羹尧、隆科多确有骄纵之过，但雍正帝对其处置过于严苛，且牵连过广，许多无辜下属、家属惨遭迫害，成为官场上下的一大痛点。

　　乾隆帝登基后，虽未完全推翻雍正帝对年羹尧、隆科多的定罪——毕竟二人确有过错，但对其冤案中的牵连者予以平反。他下旨核查年羹尧、隆科多案的牵连人员，对于那些“仅因从属关系、并无参与结党贪腐”的下属、家属，一律予以赦免，恢复其身份，归还被抄没的家产；对于年羹尧、隆科多的子嗣，若未参与谋逆，也予以宽宥，不再追究罪责。同时，乾隆帝在诏书中表示：“年羹尧、隆科多罪有应得，但朕念其昔日之功，及牵连者多为无辜，特予宽宥，以昭皇恩。”这一举措，既维护了雍正帝的权威，又为蒙冤的官员家属平反，彰显了乾隆帝的宽仁与务实，让官场官员感受到“功过分明、不搞株连”的政治风气，逐渐重拾信心。

　　除了年羹尧、隆科多案，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其他大臣冤案逐一平反。如岳钟琪冤案：岳钟琪是清代着名将领，曾跟随年羹尧平定西北叛乱，后因雍正帝的猜忌，被罗织“通敌叛国”的罪名，革职下狱，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乾隆帝登基后，深知岳钟琪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且蒙冤入狱，立即下旨将其召回京城，平反昭雪，恢复其官职，任命其为宁远大将军，驻守西北边境。岳钟琪感念乾隆帝的知遇之恩，此后屡立战功，为乾隆朝巩固西北边疆立下汗马功劳。

　　又如李绂冤案：李绂是雍正朝着名文人，曾任直隶总督，因反对雍正帝推行的“摊丁入亩”新政，且直言进谏，被雍正帝以“结党营私”为由，革职下狱，险些被杀。乾隆帝登基后，欣赏李绂的才华与正直，下旨为其平反，恢复其官职，任命其为户部侍郎，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李绂此后尽心辅佐，为乾隆朝的文化事业与政务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乾隆帝还为雍正朝因文字狱、直言进谏而蒙冤的官员平反，如文人谢济世，因注释《大学》与雍正帝观点不合，被罗织罪名流放，乾隆帝予以平反召回；官员蔡珽，因弹劾年羹尧被雍正帝猜忌治罪，乾隆帝也予以平反复职。这些平反举措，不仅为蒙冤官员恢复了名誉，更向官场传递了“宽容直言、功过分明”的信号，让官员们不再因畏惧严苛而不敢作为，逐渐形成“勇于任事、直言进谏”的良好官场风气。

　　三、文字狱冤案平反：放宽文网，释放文化活力

　　雍正朝的文字狱，虽不及乾隆朝后期惨烈，却也极为严苛。雍正帝为加强思想管控，压制异端思想，动辄以“诋毁朝廷、煽动叛乱”为由，对文人墨客罗织罪案，许多文人因文字不慎、观点不合，惨遭杀身之祸，甚至株连宗族，导致文化领域一片沉寂，文人墨客人人自危，不敢着书立说、直言心声。乾隆帝深知，文化的繁荣需要宽松的环境，因此登基后，便着手平反雍正朝的文字狱冤案，放宽文网，释放文化活力。

　　雍正朝最着名的文字狱冤案，便是吕留良、曾静案。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主张“华夷之辨”，反对满清统治，其着作中多有诋毁满清的言论；曾静是吕留良的弟子，深受其思想影响，曾派遣弟子张熙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事败后被雍正帝抓获。雍正帝大怒，下令将已去世的吕留良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子孙、弟子被牵连者，或被杀，或被流放；曾静、张熙虽被雍正帝“赦免”，却也被严加看管，不得自由。这起文字狱，牵连甚广，震惊朝野，成为雍正朝思想管控严苛的标志性事件，也让文人墨客噤若寒蝉。

　　乾隆帝登基后，对吕留良、曾静案的处置进行了调整与平反。他虽未完全推翻雍正帝的定罪——毕竟吕留良的着作中确有诋毁满清的言论，但若继续沿用雍正帝的严苛处置，只会加剧文人的恐惧。因此，乾隆帝下旨，停止对吕留良家属、弟子的进一步迫害，对于被流放的吕留良后裔，予以赦免，允许其返回原籍，恢复平民身份；对于曾静、张熙，虽未释放，却也减轻了看管力度，不再将其作为“反面典型”四处示众。同时，乾隆帝明确表示：“文字之罪，当审慎核查，不可动辄罗织，若仅为书生议论，无关叛乱，不必深究。”这一举措，虽未彻底为吕留良平反，却也极大地放宽了对文字的管控，缓解了文人的恐惧心理。

　　除了吕留良、曾静案，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其他文字狱冤案逐一平反。如查嗣庭案：查嗣庭是雍正朝的内阁学士，曾任江西乡试主考官，因试题中含有“维民所止”四字，被雍正帝曲解为“雍正无头”，罗织“诋毁皇上、图谋不轨”的罪名，革职下狱，不久后在狱中病逝，其家属被流放，家产被抄没。乾隆帝登基后，核查此案，认为试题中的“维民所止”仅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并无诋毁之意，纯属雍正帝的过度解读，因此下旨为查嗣庭平反，恢复其名誉，召回被流放的家属，归还被抄没的家产。

　　又如汪景祺案：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僚，曾着《西征随笔》，其中有赞美年羹尧、诋毁雍正帝的言论，年羹尧倒台后，此案被揭发，雍正帝下令将汪景祺斩首示众，其家属被流放。乾隆帝登基后，认为汪景祺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死，且牵连家属过于严苛，因此下旨为其家属平反，赦免流放之罪，允许其返回原籍，同时放宽对文人着作的审查标准，规定“仅对明确煽动叛乱、诋毁朝廷的言论予以严惩，其余书生议论，一律不予追究”。

　　这些文字狱冤案的平反，以及文网的放宽，让文人墨客终于摆脱了雍正朝的思想枷锁，敢于着书立说、发表观点。一时间，文化领域焕发出新的活力，文人学者纷纷投身于经史子集的研究、诗词歌赋的创作，民间艺术也蓬勃发展，为乾隆朝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续《四库全书》的编纂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四、平反背后的政治智慧：宽宥既往，立足长远

　　乾隆帝平反雍正朝冤案，并非一时兴起的“宽仁作秀”，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其核心目的是“宽宥既往、凝聚人心、稳定朝局、开拓新程”。这些冤案，无论是宗室冤案、大臣冤案，还是文字狱冤案，都是雍正朝严苛统治留下的“后遗症”，若不予以平反，只会让积怨加深，人心离散，影响乾隆朝的稳定与发展。

　　从政治层面而言，平反冤案是为了化解矛盾、稳定朝局。雍正帝的严苛统治，虽巩固了皇权，却也树敌众多，宗室、官员、文人等多个群体均有积怨。乾隆帝作为新君，根基未稳，若继续沿用雍正帝的严苛手段，只会加剧矛盾，甚至引发叛乱。通过平反冤案，乾隆帝向朝野上下传递了“宽仁”的信号，化解了不同群体的积怨，赢得了宗室、官员、文人的支持，迅速稳定了朝局，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根基。

　　从吏治层面而言，平反冤案是为了激活官场活力、选拔实干人才。雍正朝的严苛打压，导致官员们畏罪而不为，许多有才华、有能力的官员因蒙冤而被埋没。通过为大臣官员平反，乾隆帝不仅恢复了蒙冤官员的名誉，更挖掘出了一批实干人才，如岳钟琪、李绂等，这些人才成为乾隆朝初期政务推进、边疆巩固的重要力量。同时，平反举措也让官员们感受到“功过分明、不搞株连”的政治风气，逐渐从“畏罪不为”转变为“勇于任事”，重塑了官场活力。

　　从文化层面而言，平反冤案是为了释放文化活力、推动文化繁荣。雍正朝的文字狱，压制了思想，禁锢了文化，导致文化领域一片沉寂。通过平反文字狱冤案、放宽文网，乾隆帝让文人墨客摆脱了思想枷锁，敢于着书立说、发表观点，推动了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民间艺术的蓬勃发展，为乾隆朝文化的鼎盛奠定了基础，也让清代文化在康乾盛世中绽放出璀璨光芒。

　　从传承层面而言，平反冤案是为了“承旧启新”，兼顾祖制与革新。乾隆帝在平反冤案时，始终坚持“不否定先帝、不歪曲历史”的原则——对于雍正帝定罪确有依据的，如年羹尧、隆科多的骄纵之过，吕留良的诋毁之罪，不予以完全推翻，仅对牵连无辜者予以平反；对于雍正帝过度严苛、罗织罪名的冤案，如查嗣庭案、岳钟琪案，则予以彻底平反。这种“适度平反”的策略，既维护了雍正帝的权威，又彰显了自己的宽仁，实现了“承旧启新”的政治平衡，让乾隆朝在延续雍正新政根基的同时，开启了全新的统治局面。

　　五、平反的局限与影响：宽宥有度，功大于过

　　诚然，乾隆帝的平反举措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其一，平反不够彻底：对于一些涉及雍正帝核心皇权、定罪依据较为模糊的冤案，乾隆帝并未予以彻底平反，如吕留良案，虽赦免了其家属，却未恢复吕留良的名誉，依旧将其着作列为禁书；其二，带有政治功利性：乾隆帝的平反，本质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对于那些对自己统治有利的冤案，平反力度较大，而对于一些无关紧要、影响较小的冤案，则多有忽视；其三，后期政策反复：乾隆帝统治后期，为加强思想管控，再次大兴文字狱，其惨烈程度远超雍正朝，与初期的宽宥形成鲜明对比，也让前期的文字狱平反成果大打折扣。

　　但不可否认的是，乾隆帝登基初期的平反举措，总体而言功大于过，对乾隆朝乃至清代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治上，化解了雍正朝留下的诸多矛盾，凝聚了人心，稳定了朝局，为乾隆朝的长期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吏治上，激活了官场活力，选拔了一批实干人才，推动了政务的高效推进；在文化上，释放了文化活力，推动了清代文化的繁荣，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学术研究的深入创造了良好环境；在民生上，通过平反冤案，缓和了社会矛盾，让百姓感受到新君的宽仁，赢得了民心。

　　回望乾隆帝平反雍正朝冤案的全过程，这不仅是一场“拨乱反正”的政治行动，更是一次“宽严相济”治国理念的生动实践。他以宽宥既往的胸襟，化解了积怨，凝聚了人心；以务实理性的态度，区分了功过，彰显了公正；以立足长远的智慧，激活了活力，开拓了新程。这些举措，不仅让乾隆朝顺利度过了新君继位的过渡期，更让康乾盛世在雍正朝的基础上，向着更加鼎盛的方向迈进。

　　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下，曾经的冤屈与阴霾逐渐消散，新的政治风气与文化活力正在悄然滋生。乾隆帝用一场声势浩大的平反，向朝野上下宣告了“宽严相济”的执政决心，也用自己的智慧与胸襟，为大清王朝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征程，让那些沉冤多年的灵魂得以昭雪，让那些被压抑的力量得以释放，为康乾盛世的鼎盛，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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