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诏修《四库全书》 汇千古典籍启文治盛景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在拓土开疆奠定鼎盛疆域、整顿吏治兴农桑稳固国本之后，以“稽古右文、传承圣道”为旨，下诏设立“四库全书馆”，启动《四库全书》编纂工程。这一举措，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典籍整理与编纂事业，汇聚了天下藏书，删校厘订、分类汇编，历时十余年而成，囊括经史子集四部、万余种典籍、七亿余字，既是康乾盛世文治的巅峰标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承载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化使命，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诏修缘起：文治与统治的双重考量

　　乾隆帝启动《四库全书》编纂，并非偶然，而是兼具“文化传承”与“政治治理”的双重考量，是康乾盛世国力鼎盛之下，“武功”之外彰显“文治”的必然选择，也是清廷巩固思想统治、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

　　彰显文治，媲美前代盛世

　　乾隆帝自视“千古一帝”，承康雍两朝基业，既以武功拓土开疆，更欲以文治彪炳史册。纵观中国历史，汉有《七略》、唐有《艺文类聚》、宋有《太平御览》，皆为盛世修书的典范。乾隆帝深知，“帝王之治，莫先于文治”，唯有通过大规模整理典籍、编纂群书，才能彰显大清的文化兴盛，媲美汉唐宋明的盛世气象，确立大清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他在诏书中直言：“朕临御以来，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而搜罗典籍，乃文治之要务也。”

　　整理典籍，挽救文化遗产

　　历经明末战乱与清初动荡，大量古代典籍或毁于战火、或散佚民间、或残缺不全，许多珍贵文献面临失传危机。乾隆帝深知，典籍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典籍者，天下之公器，不可使湮没不传”。因此，他希望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广泛搜罗天下藏书，对历代典籍进行系统整理、校勘、注释，挽救濒危文献，梳理文化脉络，让中华文脉得以延续。

　　统一思想，巩固统治根基

　　清初以来，反清思想暗流涌动，部分明末遗民通过着书立说，抒发反清情怀，质疑清廷的正统地位。乾隆帝欲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对天下典籍进行全面审查，“删其违碍、正其谬误”，剔除典籍中不利于清廷统治的内容，宣扬忠君爱国、大一统等思想，强化臣民的思想认同，从文化层面巩固清廷的统治根基。同时，通过召集天下文人参与编纂，既能笼络知识分子，消解反清势力，又能彰显清廷“尊儒重道”的治国理念，实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统治目的。

　　汇聚藏书，完善国家藏书体系

　　清代前期，国家藏书虽有积累，但规模有限，且分散各处，缺乏系统整理。乾隆帝希望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广泛征集民间藏书、内府藏书、地方官府藏书，将天下典籍汇于一处，分类汇编，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藏书体系，既便于查阅使用，又能彰显大清“藏书之盛、文化之隆”。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率先下诏征集天下藏书，“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然古今着作，浩如烟海，必当广为搜罗，以补遗缺”，为《四库全书》编纂奠定了藏书基础。

　　二、开馆修书：汇聚天下英才，确立编纂规制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正式下诏设立“四库全书馆”，以翰林院为馆址，任命军机大臣、大学士纪昀（纪晓岚） 为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为总校官，同时召集了戴震、邵晋涵、周永年、朱珪等一大批当时最顶尖的学者、文人参与编纂，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学识渊博的编纂团队，总计参与人数达数千人，堪称“天下英才聚于一朝”。

　　核心编纂团队：博学鸿儒，各展其长

　　纪昀作为总纂官，全面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统筹工作，制定编纂体例、审定典籍分类、裁决学术争议，是编纂工程的核心人物。纪昀学识渊博，贯通经史子集，擅长目录学与考据学，对历代典籍的源流、真伪、优劣了如指掌，其卓越的组织能力与学术水平，确保了编纂工程的顺利推进。

　　总校官陆锡熊、孙士毅，负责典籍的校勘、核对工作，确保编纂内容的准确性，杜绝谬误。陆锡熊精通经学与史学，校勘严谨细致，被誉为“校书之圣”；孙士毅擅长文学与文献整理，对诗词文赋的校订颇有造诣。

　　此外，编纂团队中还有一大批各领域的学术大家：戴震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擅长考据学与经学，负责典籍的校勘与注释，尤其在儒家经典的整理上贡献卓着；邵晋涵专攻史学，负责史书的校订与补编，对《宋史》《元史》的修订多有创见；周永年擅长目录学，负责典籍的分类与着录，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奠定了基础。这些学者各展其长、通力合作，为《四库全书》的学术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

　　编纂规制：厘定体例，分类汇编

　　乾隆帝亲自审定《四库全书》的编纂规制，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这是中国古代典籍最成熟、最系统的分类体系，贯穿编纂全过程。

　　- 经部：收录儒家经典及相关注释、疏解着作，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彰显了清廷“尊儒重道”的理念。

　　- 史部：收录历代史书、地理志、传记、政书等，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系统梳理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着作、科技着作、宗教典籍等，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涵盖了哲学、科技、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

　　- 集部：收录历代文人的诗词、文赋、文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汇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

　　在分类之外，编纂团队还制定了严格的编纂流程：第一步，征集藏书，对各地征集的典籍、内府藏书进行登记、整理；第二步，甄别真伪，对典籍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源流进行考证，剔除伪书；第三步，校勘厘订，对典籍的文字、字句进行校对，修正谬误，补充残缺；第四步，提要着录，为每一部典籍撰写《提要》，介绍作者生平、成书背景、内容主旨、学术价值，收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五步，抄录汇编，将审定后的典籍抄录成册，按照经史子集分类汇编，最终形成《四库全书》。

　　藏书征集：天下藏书，汇于四库

　　《四库全书》的编纂，以“搜罗天下藏书”为基础。乾隆帝先后多次下诏，向全国征集藏书，制定了“进书有奖”的政策：凡进书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内府珍本典籍，并邀请其参与编纂；民间藏书家自愿献书者，书籍抄录完毕后，原书归还，并给予表彰。

　　征集范围涵盖全国：一是内府藏书，包括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地的皇家藏书，这是最核心的藏书来源；二是地方官府藏书，各省督抚、学政负责征集当地官府、书院的藏书；三是民间藏书，邀请江南、江北的藏书家献书，如浙江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江苏黄丕烈的“士礼居”等着名藏书楼，都捐献了大量珍贵典籍；四是海外藏书，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征集部分海外流传的中国典籍。

　　经过数年征集，四库全书馆共征集到各类典籍三万余种，远超此前任何一次典籍征集，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提供了充足的文献基础。这些藏书中，既有宋元珍本、孤本，也有明清时期的新作，涵盖了中国历代文化的精华，堪称“天下典籍聚于一室”。

　　三、编纂历程：十载耕耘，精益求精

　　《四库全书》的编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十余年的艰辛耕耘，从乾隆三十八年开馆，到乾隆四十九年基本完成，再到乾隆五十二年最终定稿，总计耗时十四年，凝聚了数千名学者的心血与智慧。编纂过程中，学者们克服了文献繁杂、校勘艰难、争议众多等诸多困难，秉持“精益求精、辨章学术”的原则，对每一部典籍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整理与校订。

　　校勘厘订：辨伪存真，修正谬误

　　校勘是《四库全书》编纂的核心环节，也是最耗费心力的工作。由于历代典籍流传久远，版本众多，难免出现文字讹误、字句残缺、真伪混杂等问题，编纂团队的学者们，凭借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对每一部典籍进行逐字逐句的校勘。

　　他们采用“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多种校勘方法，将不同版本的典籍相互比对，参考其他文献的引用，考证文字的真伪与正误。例如，戴震在校勘《礼记》时，对比了宋元明多个版本，发现了数百处文字讹误，逐一修正，并注明依据；邵晋涵在校勘《宋史》时，补充了大量失传的史料，修正了史书的记载谬误，让《宋史》的内容更加完备准确。

　　对于残缺的典籍，学者们尽力搜集残卷，进行补编；对于伪书，如《孔子家语》《文子》等，学者们通过考证，明确其真伪，在《提要》中予以说明，避免误导后人。这种严谨细致的校勘工作，确保了《四库全书》的学术质量，让许多濒临失传、谬误百出的典籍，得以恢复原貌，重新流传。

　　提要编纂：考镜源流，辨章学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四库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最权威的目录学着作。编纂团队为每一部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典籍，都撰写了一篇《提要》，每篇《提要》字数不等，少则数百字，多则数千字，系统介绍典籍的作者生平、成书背景、内容主旨、版本源流、学术价值，同时对典籍的优劣、得失进行评价，辨明学术流派，梳理学术脉络。

　　纪昀作为总纂官，亲自审定每一篇《提要》，对其中的学术争议进行裁决，对文字进行润色，确保《提要》的学术性与准确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计收录典籍一万零二百八十九种，提要近二百卷，堪称“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目录”，不仅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提供了指导，更成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重要工具书，其学术价值至今仍被学界推崇。

　　抄录装帧：精工细作，传世珍藏

　　《四库全书》的抄录与装帧，同样力求精美，彰显盛世气象。乾隆帝下令，《四库全书》采用手工抄录，选用上等宣纸，由专门的抄书人抄写，抄书人必须字迹工整、书法精湛，经过严格选拔才能参与。抄录完成后，由总校官逐字核对，确保无错别字、无遗漏。

　　装帧方面，《四库全书》采用“包背装”，封面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分别选用不同颜色：经部用蓝色，象征蓝天，对应儒家“天经地义”；史部用红色，象征赤日，对应史书“纪载古今”；子部用黄色，象征土地，对应诸子“包罗万象”；集部用灰色，象征流水，对应文集“文采斐然”。这种色彩分类，既便于区分，又富有文化寓意。

　　此外，乾隆帝还下令，将《四库全书》抄录七部，分别收藏于七个藏书楼，称为“北四阁”与“南三阁”：北四阁为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文溯阁，主要供皇室与官员查阅；南三阁为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供民间学者查阅，体现了“天下典籍，共享共传”的理念。

　　争议与取舍：删改与传承的双刃剑

　　《四库全书》的编纂，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因清廷的思想控制，存在一定的争议，最突出的便是对典籍的删改与禁毁。乾隆帝明确要求，编纂团队在整理典籍时，必须剔除“违碍字句”，即不利于清廷统治、宣扬反清思想、涉及华夷之辨的内容，对这类典籍，或删改字句，或抽毁篇章，或彻底禁毁。

　　据统计，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清廷共禁毁典籍三千余种，删改典籍上万种，许多珍贵典籍因此遭到破坏，如明末清初的反清着作、涉及边疆地理的敏感文献等，都未能完整保留。这种删改与禁毁，虽然巩固了清廷的思想统治，却也造成了文化遗产的损失，成为《四库全书》编纂史上的一大遗憾。

　　但不可否认的是，编纂团队的学者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保留了典籍的核心内容，挽救了大量濒临失传的文献，其文化传承的功绩，依然远远超过了删改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后世学者评价：“《四库全书》之编纂，虽有删改之弊，然其汇聚典籍、校勘厘订、传承文脉之功，千古不朽。”

　　四、书成传世：集大成之着，启文治盛景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库全书》最终编纂完成，总计收录典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总字数达七亿余字，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囊括了中国从先秦到乾隆时期的几乎所有重要典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丛书，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内容之宏富：囊括古今，贯通百家

　　《四库全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所有领域，是此前任何一部丛书都无法比拟的。经部收录儒家经典及注释，系统展现了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史部收录历代史书，从《史记》到《明史》，贯通二十四史，同时收录地理志、政书等，完整梳理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子部收录诸子百家着作，涵盖哲学、科技、宗教、艺术等，既有儒家、道家、法家等主流学派，也有农家、医家、天文算法等实用学科，展现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多元性；集部收录历代文人的诗词文赋，从屈原《楚辞》到乾隆时期的文人作品集，汇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璀璨成就。

　　此外，《四库全书》还收录了部分海外流传的中国典籍与少数民族文献，如朝鲜、日本流传的中国古籍抄本，蒙古族、藏族的部分文献等，进一步丰富了内容，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

　　版本之珍贵：七阁珍藏，流传至今

　　《四库全书》抄录七部，分藏七阁，每一部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但由于战乱与火灾，七部《四库全书》历经劫难，如今完整保存下来的仅有三部：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文溯阁本（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源阁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文汇阁本、文宗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毁；文澜阁本在战乱中部分遗失，后经后人补抄，得以保存（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这些留存下来的版本，不仅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更是《四库全书》编纂历程的见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收藏价值，如今依然是学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重要依据，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文治之巅峰：彰显盛世，影响深远

　　《四库全书》的编纂完成，标志着康乾盛世的文治达到顶峰，与乾隆帝的武功相辅相成，形成了“武功赫赫、文治昌明”的鼎盛局面。乾隆帝通过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大清的文化兴盛，确立了清廷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更笼络了天下知识分子，强化了思想认同，巩固了统治根基。

　　同时，《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系统整理了历代典籍，梳理了文化脉络，让中华文脉得以延续；它所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巅峰之作，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导；它所倡导的考据学方法，推动了乾嘉学派的发展，形成了“实事求是、严谨考据”的学术风气，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此外，《四库全书》的编纂，也为后世的典籍整理与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经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工程的典范，其“汇千古典籍、传中华文脉”的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历史丰碑：功过是非，留待青史评说

　　《四库全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功绩与争议并存，历来为后世学者所热议。但无论如何，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之作”的地位，及其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巨大贡献，是不容否认的，它不仅是康乾盛世的辉煌标志，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遗产。

　　不可磨灭的文化功绩

　　《四库全书》的编纂，最核心的功绩在于“传承文脉、挽救典籍”。历经明末战乱，大量古代典籍面临失传危机，《四库全书》通过广泛征集、系统整理、校勘厘订，挽救了三万余种典籍，其中许多珍本、孤本得以保存至今，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它所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古代典籍分类的标准，影响深远；它所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索引”，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此外，《四库全书》的编纂，汇聚了天下英才，推动了乾嘉学派的发展，形成了严谨的考据学风气，提升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整体水平；它分藏七阁，允许民间查阅，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共享，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古代典籍，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难以回避的历史局限

　　《四库全书》的编纂，因清廷的思想控制，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最突出的便是对典籍的删改与禁毁。为了巩固统治，清廷强行删除典籍中的“违碍字句”，禁毁反清着作，造成了文化遗产的损失，也体现了封建专制统治对文化的压制。同时，编纂团队受时代局限，在典籍的取舍与评价上，存在一定的偏见，对儒家经典过度推崇，对科技、宗教等领域的典籍重视不足，也影响了《四库全书》的全面性。

　　此外，《四库全书》的编纂，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历时十四年，数千人参与，花费白银数百万两，虽然成就斐然，但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一定的负担，这也是其历史局限之一。

　　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如今，《四库全书》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所收录的海量典籍，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学术、科技的重要资料，为当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依据；它所倡导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念，对当代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为当代文化自信的培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滋养。

　　同时，《四库全书》的编纂历程，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文化传承既要“精益求精、严谨治学”，也要“开放包容、尊重多元”，既要坚守文化根脉，也要摒弃封建糟粕，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回望《四库全书》的编纂历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巨着的诞生，更是一个盛世的文治辉煌，是一群学者的治学坚守，是中华文脉的薪火相传。它如同一座巍峨的文化丰碑，镌刻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璀璨成就，也承载着历史的功过是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http://www.c8e.cc/56705/66.html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c8e.cc。笔趣看手机版阅读网址：http://m.c8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