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机器听不懂的，不等于没价值

　　雨停了，天光从窗缝里斜切进来，落在那摞信件上。

　　苏霓坐在书桌前，手指还停留在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键上。

　　她没有急着写。

　　一个法案不能只靠愤怒诞生，更不能仅凭理想支撑。

　　它必须扎根于千万人的呼吸与疼痛，长成时代的骨骼。

　　她轻轻抽出第一封信，放入扫描仪。

　　纸张粗糙，字迹歪斜，像是用尽全身力气才压出每个笔画。

　　扫描仪发出轻微的嗡鸣，蓝光一寸寸掠过那些被汗渍晕染的角落——“苏姐，我照您说的方法录了音，可上传后没人理，平台说‘内容不合规’删了……我儿子下个月药费还没着落。”

　　第二封：“他们把我拉黑了，连申诉入口都找不到。”

　　第三封：“警察说我录的视频不能当证据，除非公证处盖章——可我去问了，公证要预约两个月，费用八百。”

　　一页页扫完，苏霓将所有文件加密打包，发给许文澜，附言只有四个字：来自真实。

　　三天后，许文澜回传了一份pdF，标题是《高频诉求语义图谱分析报告》。

　　图表清晰得近乎冷酷，三条红色曲线高高耸起：

　　1. “录了没人看” ——占比47.3%

　　2. “提交被屏蔽” ——38.9%

　　3. “证据不算数” ——52.1%，断层第一

　　底下密密麻麻标注着来源地、行业、年龄分布。

　　最扎眼的一条备注写着：“多位受访者提及，自己按‘蜂巢五步法’完整操作后，仍遭遇系统性无视，情绪普遍从希望转向绝望。”

　　苏霓盯着屏幕，指尖无意识敲击桌面。

　　问题从来不在个体是否勇敢，而在于制度是否承认这份勇气的价值。

　　她重新打开《公民记录权法案》草案初稿，光标跳转至新章节位置，敲下六个字：有效性保障。

　　正文逐条铺开：

　　第十条：任何通过分布式网络节点上传的视听资料，在未被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无效前，应视为具备初步证明效力；

　　第十一条：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得以“内部规则”为由拒绝接收公民提交的合法录制材料；

　　第十二条：建立第三方存证互认机制，鼓励区块链、时间戳等技术手段用于固定原始数据……

　　她在页脚加了一行小字：本条灵感来自菜贩李桂花，2023年5月于昆明南苑市场。

　　那一刻，法律不再是冰冷条文，而是无数双曾在黑暗中举起手机的手，终于被刻进国家意志的缝隙里。

　　而风暴，已然在平静之下翻涌。

　　许文澜那边传来警报——某地网信办以“维护平台秩序”为由，批量清理社区自发组织的“共述会”微信群。

　　这些群原本用来分享维权经验、互助取证，如今一夜之间，全成了“违规聚集”。

　　常规反击？发声明、打官司、媒体曝光？太慢，也太容易被扣帽子。

　　苏霓只回了一句：“换壳，不换魂。”

　　当晚，“共述会”集体更名：“论语共读·修身篇”“宪法晨诵打卡群”“每日一句民法典”。

　　每日清晨八点，准时推送一段《论语》解读：“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紧接着附上音频：“延伸阅读：一位外卖员讲述平台如何单方面修改派单算法……”

　　巡查系统判定为“传统文化传播”，放行。

　　可苏霓早让许文澜做了对比截图——左图是原群聊界面，右图是改名后的发言记录，内容一字未改。

　　她将图分发进十个媒体从业者家属群，轻描淡写道：

　　“他们删的是群，还是说话的权利？”

　　舆论像水银泻地，无声渗透。

　　第七天清晨，各地“读书会”安然无恙。

　　清查行动，悄无声息地退场。

　　与此同时，赵小芸在剪辑室熬了三个通宵。

　　《说话的人》第三集差点夭折——那位曾录制欠薪视频的外卖员被平台约谈，警告若继续参与拍摄，接单权限将永久冻结。

　　赵小芸没劝他硬扛，也没放弃素材。

　　她递过去一副头盔：“戴上，声音调低，讲‘一个同行的故事’。”

　　镜头下，男人的身影模糊在雨幕中，手冻得发紫，指甲缝里还夹着外卖单的碎纸。

　　画面始终避开脸，只聚焦于那只颤抖的手，一遍遍滑动手机屏幕，试图上传一段被反复驳回的录音。

　　“他说……我们录的东西，不算证据。”低沉的声音混着雨声，“可我妈等着这笔钱做透析。”

　　成片播出那晚，有观众从他工牌编号认出了他，私信送去支援金，并留言：“你不是一个人。”

　　赵小芸截下这条消息，设为下集预告封面，配文简洁有力：

　　匿名不是逃避，是战术。

　　这一夜，蜂巢节点新增用户破十万。

　　而在城市另一端的老厂房旧址，老张正低头调试一台老式录音设备。

　　他身后墙上挂着一块斑驳木牌，写着“市广播器材修配厂退休职工活动中心”。

　　桌上摆着一台改装过的AI语音识别终端，外壳磨损严重，但指示灯稳定闪烁。

　　他缓缓按下播放键，沙哑的女声从磁带传出：“……我说话算不算数？我拍下来的东西，谁能帮我看看？”

　　机器瞬间响应，在屏幕上跳出一行字：【已提取有效陈述：诉求确认，证据形式完整，建议进入劳动仲裁流程】

　　老张嘴角微动，合上设备。

　　第二天清晨，一封正式邀请函送达：

　　请参加市级档案数字化建设评审会议，就新技术应用发表意见。

　　他捏着信纸，目光落在最后一行——

　　“届时将进行现场功能演示。”

　　窗外，晨雾未散。

　　会议室的灯光冷白，照在老张布满沟壑的手背上。

　　他站在投影幕前，身后是那台改装过的人工智能语音识别终端，外壳斑驳如旧时代的勋章，指示灯却稳稳亮着绿光。

　　评审专家们交头接耳，语气里带着几分轻慢：“一个退休工人搞什么技术演示？这设备怕不是从废品站淘来的。”

　　主持人客气但疏离地提醒：“时间有限，请开始功能展示。”

　　老张没说话，只将一盘老旧磁带缓缓塞入播放器。录音响起——

　　“那个……我就想问问，我们这些临时工，年底能不能分到……”女人的声音夹在街头车流与叫卖声中，口音浓重，语句断续，背景里还有孩子哭闹。

　　这是十年前他在菜市场做的民生采访，原始素材从未被采用。

　　屏幕上的文字飞快滚动，可错漏百出：

　　【识别结果】“临时工年底分不到孩子哭闹”“分到分到能能能”……

　　七成以上内容失真。

　　有人嗤笑：“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机器怎么识别？这种数据要来何用？”

　　老张终于抬起头，目光扫过全场，声音不高，却像铁锤砸进寂静：

　　“机器听不懂的，不等于没价值。”

　　他顿了顿，手指轻轻抚过磁带边缘。

　　“真正的记录，是要连‘嗯’‘啊’这些迟疑都留下来——那是人心跳的声音。你们验收系统，验的是效率，还是人的存在？”

　　全场骤然安静。

　　一位年轻评审员低头翻着资料，忽然发现这份设备说明书末尾附着一份蜂巢节点接入日志——过去一个月，已有三百二十七位基层信访人员通过该系统完成陈述备案，其中六十三起已进入司法调解流程。

　　没人再笑了。

　　会后三天，市档案局下发修订版验收标准，新增一条硬性条款：所有数字化采集系统，必须同步保留原始录音\/影像介质，不得仅以转录文本作为唯一存档依据。

　　消息传回，苏霓看着许文澜发来的文件截图，指尖在屏幕上轻轻一点，备注了一句：

　　“老张赢了第一步。”

　　与此同时，城东法院第三法庭，陆承安解开西装袖扣，缓步走向原告席。

　　他的当事人是一名社区网格员，因连续三次在政务大厅的“智能陈述亭”中反馈设备故障、服务延迟，被系统自动标记为“高风险负面用户”，继而限制其社保查询权限长达十七天。

　　被告方代表是“智言科技”的法务，言辞笃定：“系统基于大数据模型进行服务分级优化，属企业自主技术决策范畴，不构成行政侵权。”

　　法官皱眉：“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是说得多了点、说得难听了点，就要被剥夺基本公共服务？”

　　对方竟答：“正是如此。资源有限，优先服务配合度高的市民。”

　　旁听席一片哗然。

　　陆承安起身，声音沉稳如深海暗流：

　　“我申请播放一段证据录音——来源为‘智言科技’内部培训会议，时间为今年3月14日。”

　　音响启动，女讲师的声音清晰传出：

　　“注意！负面词频超过阈值——比如‘不好用’‘耽误事’‘投诉’——立即触发服务降级机制，减少其交互权限……这是提升整体满意度的关键手段。”

　　法庭陷入死寂。

　　法官猛地合上案卷，当庭宣布：

　　“责令被告立即暂停该项功能运行，未经法院许可不得恢复！”

　　休庭铃响，人群退散。

　　一名年轻书记员悄然走近陆承安，递上一张折叠的便签纸，低声说：

　　“我们庭里也有蜂巢节点。”

　　陆承安展开纸条，上面是一串加密地址和一句话：

　　“你们播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记着。”

　　他嘴角微不可察地扬起，将纸条收进口袋。

　　夜色渐浓，苏霓坐在书房，面前是刚打印出的《公民记录权法案》草案清样。

　　她还没来得及动笔修改，门铃响了。

　　快递员递来一份匿名文件袋，没有寄件人信息。

　　她拆开，一页页翻过——竟是草案全文，每一段旁边都密密麻麻写着批注。

　　最后一行红字刺目如血：

　　“过度激进，易引发治理失序。”

　　苏霓静静地看着，良久，合上文件，轻轻放入抽屉底层。

　　窗外，城市灯火如星河铺展，蜂巢节点的数据流仍在无声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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