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深耕与萌芽

　　建安十四年的夏天，河套平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忙景象。新迁入的流民在分得的田亩上挥汗如雨，官道上运送物资的车马络绎不绝，工造司叮当作响的锻打声与蒙学堂朗朗的诵读声交织，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

　　然而，张明远与核心决策层深知，人口的增加、物资的丰沛，仅仅是“量”的积累。若要真正让“大同”之路不可逆转，必须在“质”上实现突破，将新的思想与秩序，彻底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深耕的时刻到了。

　　首要之事，便是 《大同典要》的全面推行与教化。

　　此前，《典要》更多是官吏行事、断案的准则。如今，张明远下令，由徐庶总领，陈琛、潘濬、石韬及弘文馆精英全力参与，开展一场自上而下的“明法运动”。

　　各级官吏，从郡守到最基层的亭长、里正，必须分批前往逐鹿城或在郡治，接受为期不等的《典要》轮训。徐庶亲自授课，不仅讲解条文，更结合朔方吏治案、安丰县案等实例，剖析律法精神，强调“法为公器”的核心。

　　“尔等手握权柄，非为作威作福，乃为**服务府民，守护公义**！”徐庶的声音在讲习班上回荡，“《典要》非是束缚尔等的锁链，而是保护尔等不行差踏错、亦是保护万千黎庶不受欺凌的铠甲！望诸君谨记，**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这番训诫，伴随着严格的考核，让许多原本只是机械执行命令的官吏，开始真正思考自身职责的意义。

　　对于普通民众，教化则采用了更灵活的方式。各屯堡、市集的公告栏上，除了政令，开始定期张贴用大白话和图解说明的《典要》核心条款——“为何要纳税？”“遇到纠纷如何告官？”“胡汉为何要共守规矩？”。由讲武堂退役老兵、蒙学堂先生、乃至潘濬这样愿意深入基层的官员组成的“宣讲队”，定期在田间地头、市井茶棚，用最朴实的语言，向百姓解释律法，回答疑问。

　　起初，百姓只是好奇围观。但当他们发现，依据这些条文，真的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胥吏的额外摊派，真的可以在纠纷中得到相对公正的裁决时，一种微妙的变化发生了。那部曾经高高在上的《典要》，渐渐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触摸、可以依靠的“道理”。

　　与此同时，另一项关乎未来的深耕——新式蒙学教材的编纂与推广，也进入了关键阶段。

　　弘文馆内，争论异常激烈。以徐庶、石韬及部分北来年轻士子为代表的一方，力主教材应打破传统经学藩篱，大幅增加算学、农工常识、地理概要等实用内容，并将《新世言》中关于协作、公平、勤劳的核心思想，融入识字课本与道德故事中。

　　“孩童如白纸，当先授其立身存世之实学，塑其明辨是非之公心！而非空谈玄理，禁锢其思维！”石韬据理力争。

　　而几位被延请来的、学问深厚却思想保守的老儒，则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这是“舍本逐末，败坏根基”，“不读圣贤书，何以知礼仪？”

　　面对僵局，张明远亲自出席了最后一次定稿会议。他没有直接支持任何一方，而是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诸位先生，我等创立‘玄鼎’，所求为何？是培养出皓首穷经、却于民生无补的博士，还是培养出通晓实务、心怀公义、能共同建设并守护这新家园的**新一代府民**？”

　　他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学者：“旧式的经典，自有其价值，可作为部分学子深造之选。然蒙学之基，当为生存之能、协作之理、公正之心。我们要教的，是让孩童知道粮食如何长出，器物如何打造，律法因何而立，不同族群为何要和睦相处！这，才是我们这条‘新途’需要的根基！”

　　府主一锤定音。新教材的编纂方向得以明确。很快，一套名为《启明新篇》的蒙学教材开始试印。书中图文并茂，既有“人、手、足、田、工”等基础识字，也有“粟米生长歌”、“铁犁锻造图”，更有“李顺将军守边”、“徐御史斩贪官”等依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宣扬勇敢、公正、守法精神的小故事。

　　教材首先在逐鹿城及几个条件较好的屯堡蒙学堂试用。效果立竿见影。孩童们对贴近生活的内容表现出极大兴趣，那些蕴含新理念的故事也在他们心中悄然播下种子。许多家长在听了孩子的复述后，也对“大同”之道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然而，深耕总会触及坚硬的石块。

　　新教材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些偏远屯堡，尤其是由思想保守的老吏或旧部头目管理的地方，抵制情绪强烈。他们或阳奉阴违，继续偷偷使用旧教材；或散布流言，称新教材是“妖书”，会让孩子“忘祖忘本”。

　　消息传来，徐庶眉头紧锁，正欲派监察司强硬推行，潘濬却提出了不同建议。

　　“元直，堵不如疏。此非朔方贪腐，可依律严惩。此乃观念之争，需以理服人，更需……示范之功。”潘濬道，“可遴选一批学完《启明新篇》的聪慧幼童，与仍读旧书的同龄孩童，于大庭广众之下，考较其识字、算数、乃至对日常事理的理解。优劣高下，一目了然。同时，可令各地官吏，将其子弟率先送入新式蒙学。”

　　徐庶采纳此议。数日后，在逐鹿城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蒙童较技”举行。结果毫无悬念，学习新教材的孩童在实用识字、简单计算和生活常识上，远胜只知死记硬背旧经典的孩童。这场公开的对比，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极大地推动了新教材的认可度。而各地官吏见府主、徐御史、潘副使等重臣皆将自家孩童送入新学堂，也纷纷效仿。

　　思想的深耕，如同春雨润物，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质地。《大同典要》与新式教育，如同两条不断延伸的根系，一者规范当下，一者塑造未来，共同支撑着“玄鼎”这棵新苗，向着更深处扎根，等待着破土参天的那一日。

　　外界，曹操在舔舐伤口，孙刘在勾心斗角。而北方的河套，则在沉默中，进行着一场更为深刻、也更为根本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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