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港岛易主国门破 五口通商血泪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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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岛易主国门破 五口通商血泪殇——割让香港与开放五口的百年痛史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江面的“康华丽号”旗舰上,一纸《南京条约》落笔签字的刹那,香港岛的命运便被强行改写,五座东南沿海的口岸,也在列强的炮口下被迫敞开了大门。这两项条款,前者是中国近代史上领土主权丧失的开端,后者则撕开了清廷闭关锁国的防线,将古老的中华大地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旋涡,留下了满纸血泪的百年伤痛。
彼时的清廷钦差耆英,在签下“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的字句时,或许还心存侥幸,以为不过是“赏借”一处荒岛给英人修船囤货。他不会想到,这片面积不足八十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此后会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据点,更不会想到,香港的割让,会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第一块“试金石”。而五口通商的条款,看似是通商互市的寻常约定,实则是英国用坚船利炮撬开的掠夺之门,此后百年间,无数的白银外流,无数的手工业者破产,中华大地的经济命脉,被一步步扼住。
一、港岛易主:从“荒岛”到殖民据点的屈辱转折
香港岛在道光年间,不过是珠江口外一处人烟稀少的岛屿,岛上多山少田,居民以捕鱼、耕种为生,零星分布着几个村落。清廷将其划归广东新安县管辖,从未将其视作战略要地。但在英国殖民者的眼中,香港岛却是一处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水深港阔,终年不冻,扼守珠江口的咽喉,既能作为鸦片贸易的中转站,又能成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
英军的觊觎:早有预谋的领土野心
英国对香港岛的觊觎,绝非一时兴起。早在乾隆年间,英国使团访华时,马戛尔尼便曾向乾隆帝提出,请求清廷割让一处沿海岛屿,供英国商人囤货居住,却被乾隆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断然拒绝。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便将占领香港岛提上了日程。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军舰队抵达珠江口,随即北上攻陷定海。次年一月,英军趁清廷主和派占据上风之际,突然派兵强占香港岛。英军舰长伯麦在给当地百姓的布告中,竟谎称“经大清皇帝恩准,香港岛归英国所有”,企图以虚假的名义掩盖其侵略行径。
彼时驻守香港岛的清军仅有数十人,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根本无力抵抗。岛上的百姓们,眼睁睁看着英军在岛上竖起米字旗,看着他们强占民房、抢夺粮食,却只能束手无策。一位名叫陈老根的渔民,世代在香港岛的海域捕鱼为生,英军占领后,不准他靠近近海,他悲愤地对乡亲们说:“这海是祖宗传下来的,这岛是大清的土地,蛮夷凭什么占我们的家园!”
消息传到广州,时任两广总督的琦善,非但没有组织抵抗,反而派人向英军求和,私下允诺“代为奏恳皇上,给予香港泊舟寄居”。道光帝得知后,虽一度震怒,将琦善革职查办,却终究抵不过英军的炮火威逼。待到《南京条约》签订时,割让香港岛便成了板上钉钉的条款,清廷的领土主权,第一次在列强的武力下,被生生割裂。
殖民统治的开端:港岛的血泪沉沦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迅速在香港岛建立起殖民统治秩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任命璞鼎查为第一任香港总督,随即颁布一系列法令,将香港岛划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军在岛上强征土地,修建总督府、兵营、教堂,将原本的村落夷为平地。他们颁布严苛的法令,规定岛上居民必须遵守英国法律,缴纳高额赋税,甚至连出行都要受到限制。岛上的渔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渔场,农民失去了耕种的土地,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逃往广东内地。
更令人愤慨的是,英国将香港岛变成了鸦片贸易的最大中转站。据史料记载,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经香港岛转运的鸦片数量便高达两万余箱,这些鸦片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内地,毒害着国人的身心,掠夺着中国的白银。香港岛的港口内,终日停泊着满载鸦片的船只,岸边的仓库里,鸦片堆积如山,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烟味,这片原本宁静的岛屿,彻底沦为了列强的罪恶温床。
清廷的官员们,偶尔会站在珠江口的岸边,遥望香港岛上飘扬的米字旗,心中充满了屈辱与无奈。他们曾试图通过谈判收回香港岛,却被英国殖民者以“条约已定,不可更改”为由拒绝。香港岛的割让,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中华民族的心头,时刻提醒着国人:落后就要挨打,领土主权,一旦丧失,便要付出百年的代价。
二、五口通商:闭关锁国的崩溃与经济掠夺的开始
《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商人携带家眷寄居贸易,同时允许英国派驻领事,管理通商事宜。这一条款,彻底打破了清廷推行了近二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将中国的东南沿海,暴露在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
从“一口通商”到“五口开放”:天朝体系的崩塌
在五口通商之前,清廷仅开放广州一处口岸,允许外国商人在十三行进行贸易,并且设立了诸多限制——外国商人不得随意进入广州城,不得携带家眷,贸易活动必须通过清廷指定的行商进行。这种“一口通商”的模式,是清廷“天朝上国”观念的体现,也是其维护封建经济的手段。
但英国商人早已对这种限制不满。他们渴望打开中国的广阔市场,倾销本国的棉纺织品,同时掠夺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特产。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终于击碎了清廷的贸易壁垒。五口通商的开放,意味着英国商人可以深入中国的东南腹地,自由开展贸易活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口先后正式开埠。英国商人蜂拥而至,他们带着满载棉纺织品的船只,驶入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港口。在上海,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的地方,迅速建起了洋行、仓库、码头,外国商人在黄浦江边划定租界,建立起独立于清廷管辖之外的“国中之国”。一位英国商人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的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只需要用廉价的棉布,就能换取这里的黄金白银。”
而清廷的官员们,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国商人,却手足无措。他们不懂国际通商规则,不熟悉西方的经济模式,只能任由英国商人肆意妄为。曾经的“天朝上国”,在列强的经济侵略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白银外流与手工业破产:百姓的深重苦难
五口通商带来的,并非是平等的贸易互利,而是赤裸裸的经济掠夺。英国商人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廉价商品,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他们的棉纺织品,价格低廉,质地细密,远比中国传统的土布更具竞争力。一时间,东南沿海的土布市场迅速萎缩,无数的手工业者失去了生计。
在松江府,这里原本是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心,“衣被天下”的美誉响彻全国。但五口通商后,英国的棉布如潮水般涌入,松江的土布无人问津。一位名叫张阿妹的织布女工,世代以织布为生,她织的土布,曾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商品。但英国棉布涌入后,她的布再也卖不出去,家中的生计无以为继。她看着织机上未织完的土布,泪流满面:“这织机养活了我们家三代人,如今却要被蛮夷的洋布逼死了!”
与商品倾销相伴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白银外流。英国商人通过贩卖鸦片和棉纺织品,从中国赚取了大量的白银。据统计,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仅从上海口岸流出的白银,就高达数百万两。白银的大量外流,导致清廷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百姓的赋税也随之加重。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廷不断增加赋税,原本就生活困苦的百姓,更是雪上加霜。
在福州,茶叶原本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五口通商后,英国商人低价收购茶叶,再高价销往欧洲,赚取巨额利润。当地的茶农,辛苦一年采摘的茶叶,被英国商人压价收购,所得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生计。许多茶农被迫放弃种茶,流离失所,沦为流民。
五口通商的口岸,看似一派繁华,港口内船只往来如梭,洋行林立。但这繁华的背后,是无数百姓的血泪。外国商人在口岸内作威作福,清廷的官员却视而不见。百姓们这才明白,所谓的“通商互市”,不过是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幌子。
三、连锁反应:列强瓜分的开端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割让香港岛与开放五口通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西方列强看到英国通过战争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利益,纷纷效仿,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片面最惠国待遇:列强的群起效仿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通过《虎门条约》,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此后任何国家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都可以“一体均沾”,享受同等的特权。这一条款,彻底打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大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国强迫清廷签订《望厦条约》,法国强迫清廷签订《黄埔条约》。美、法两国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享有的一切特权,还进一步扩大了侵略权益,比如美国获得了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的权利,法国获得了传教自由的权利。
此后,葡萄牙、比利时、瑞典等国纷纷效仿,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被列强一步步蚕食。香港岛的割让,成为了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开端;五口通商的开放,成为了列强经济侵略的跳板。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
天朝迷梦的破碎:有识之士的觉醒
割让香港与五口通商的屈辱,也彻底击碎了清廷“天朝上国”的迷梦。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若再不奋起直追,必将亡国灭种。
林则徐在流放伊犁的途中,便开始搜集西方的资料,编写《四洲志》,希望能让国人了解西方的国情。魏源则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在书中写道:“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制造坚船利炮,抵御列强的侵略。
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一些商人也开始意识到西方技术的先进。他们纷纷投资创办近代企业,试图通过实业救国。比如,上海的商人徐润,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的前身,试图与外国的轮船公司竞争。虽然这些尝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却点燃了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火种。
百姓们也开始自发地抵抗列强的侵略。在广州,百姓们掀起了反入城斗争,拒绝英国商人进入广州城;在厦门,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袭击英国的商船。这些抵抗虽然规模不大,却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四、历史回响:百年国耻与民族复兴的启示
割让香港岛与开放五口通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伤疤,它时刻提醒着国人,落后就要挨打,领土主权不容侵犯。但这段屈辱的历史,也成为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领土主权: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
香港岛的割让,让国人深刻认识到,领土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一旦丧失,便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此后的百年间,无数的中国人为了收回失地,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香港岛的屈辱,始终在为收回香港而努力。
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当五星红旗在香港的土地上冉冉升起时,百年的屈辱终于得以洗刷。这一时刻,向世界昭示着: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任何国家都休想再从中国的领土上,割走一寸土地。
开放与自强:历史的双重启示
五国通商的历史,也给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开放不等于屈辱,闭关锁国只会导致落后。但开放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必须以国家的强大为后盾。
近代中国的开放,是被迫的、不平等的开放,因此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新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主动的、平等的开放,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国家的富强。历史证明,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在对外开放中掌握主动权,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民族复兴:勿忘国耻,砥砺前行
割让香港与五国通商的百年痛史,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让我们明白,民族复兴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付出艰辛的努力。
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岁月。我们要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我们要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远不再遭受外来侵略与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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