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功高震主终不悟 骄横覆辙叹悲歌

　　雍正二年春，青海湖畔的春风吹散了叛乱的硝烟，也吹来了年羹尧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捷报传入京城，雍正帝龙颜大悦，下旨晋封年羹尧为一等公，赏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赏赐金银珠宝、良田千亩，甚至在谕旨中称其为“朕的恩人”“大清柱石”。彼时的年羹尧，身兼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手握陕甘青三省军政大权，节制西北各路清军，权势滔天，一时风光无两。

　　可这份极致的荣耀与权力，却像一剂毒药，渐渐侵蚀了年羹尧的心智。从青海班师回朝时，沿途官员跪拜相迎，他端坐于八抬大轿之上，目不斜视，连陕西巡抚、甘肃提督这样的封疆大吏，也需向他行跪拜之礼，他才微微颔首示意。抵达京城时，雍正帝亲自率王公大臣前往城外迎接，按礼制，大臣见皇帝需行三跪九叩之礼，可年羹尧仅翻身下马，略行一礼，便傲然立于一旁，神色间毫无谦卑之意。

　　“年大将军平定叛乱，劳苦功高，朕敬你一杯！”朝堂庆功宴上，雍正帝亲自为年羹尧斟酒，语气恳切。年羹尧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非但没有谢恩，反而直言：“陛下，此次平定青海，若非臣运筹帷幄、将士用命，仅凭青海那些乌合之众，恐怕难以速胜。”言语间，满是居功自傲之色，丝毫未将帝王的恩宠与朝堂的规矩放在眼里。

　　王公大臣们见状，无不侧目，可碍于年羹尧的权势与雍正帝对他的宠信，无人敢出言指责。雍正帝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心中掠过一丝不悦，却并未当场发作——他念及年羹尧的功绩，仍想保全这位潜邸旧臣，只当他是性情耿直、劳苦功高所致。

　　可年羹尧却丝毫没有察觉帝王的微妙心思，反而愈发骄横跋扈，将雍正帝的宽容与信任，当成了肆意妄为的资本。回到川陕总督任上后，他更是独断专行，权势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全然不把朝廷法度放在眼里。

　　在西北军中，年羹尧擅自任免将领，无论是总兵、副将，还是参将、游击，皆由他一言定夺，无需上报朝廷审批。有官员不服，上书雍正帝控告他“专擅军权”，年羹尧得知后，非但不加收敛，反而借故将该官员革职查办，杖责百棍，流放边疆。他在军中推行严酷的纪律，士兵稍有过失，便会遭到严惩，甚至斩首示众，可他自己却奢靡无度——军中粮草短缺，士兵们常常吃不饱饭，他的府邸却日日山珍海味，挥霍无度；寒冬腊月，士兵们身着单衣驻守边疆，他却让人为自己的战马缝制丝绸马鞍，铺盖羊绒垫子。

　　更有甚者，年羹尧竟效仿帝王，在府邸中设立“六部”，任命亲信为“尚书”“侍郎”，处理地方政务与军中事务，俨然一个“土皇帝”。他往来公文，不用朝廷规定的文书格式，反而自拟体例，要求地方官员必须严格遵守；他下达的命令，被称为“令旨”，与皇帝的“圣旨”并行，地方官员需先遵奉他的“令旨”，再执行朝廷的“圣旨”，否则便会遭到打压。

　　在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中，年羹尧更是狂妄至极。川陕两省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需定期前往总督府拜见他，行跪拜之礼，称呼他为“年公”，若有官员迟到或礼数不周，便会被他当众斥责，甚至革职。他还大肆收受地方官员的贿赂，无论是升迁调动，还是办理政务，皆需向他行贿，少则数千两白银，多则数万两，日积月累，他的家产竟达数百万两，良田千顷，府邸数十处。

　　甘肃布政使胡期恒，是年羹尧的亲信，仗着年羹尧的权势，在甘肃境内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有人上书雍正帝，弹劾胡期恒，雍正帝下令彻查，年羹尧却出面阻拦，上书称胡期恒“政绩卓着，百姓爱戴”，要求雍正帝撤销查办令。不仅如此，他还借机举荐胡期恒为甘肃巡抚，公然干预朝廷官员任免，挑战皇权权威。

　　雍正帝起初对年羹尧的骄横之举，多次予以警告。他在谕旨中写道：“大将军劳苦功高，朕深知其意，然君臣有别，法度不可废。卿当谨守臣节，收敛锋芒，切勿恃功自傲，否则悔之晚矣。”可年羹尧却将雍正帝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非但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雍正三年正月，年羹尧前往京城述职，途中竟让直隶总督李维钧、山西巡抚诺敏等封疆大吏，前往城外跪拜迎接。抵达京城后，他不仅不主动前往宫中拜见雍正帝，反而在府邸中大宴宾客，接受王公大臣的宴请，声势浩大，堪比帝王。雍正帝得知后，心中的不满终于爆发，可他仍未下定决心处置年羹尧，只是借故推迟了召见他的时间，希望他能有所醒悟。

　　可年羹尧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在朝堂之上，与雍正帝发生争执。彼时，雍正帝正推行“火耗归公”新政，年羹尧却以“西北军务繁忙，需大量军饷”为由，要求雍正帝允许西北各省暂缓推行新政，继续保留火耗私分，以供他支配军饷。雍正帝当即拒绝，称“新政乃国之大计，不可因西北军务而搁置”，年羹尧却直言：“陛下若不答应，西北军务恐难维持，若再发生叛乱，臣恐难以再为陛下分忧！”言语间，竟带有要挟之意。

　　这番话，彻底刺痛了雍正帝。他深知，年羹尧的权势已经膨胀到了威胁皇权的地步，若再不加以处置，必成后患。可年羹尧功绩卓着，党羽众多，若贸然处置，恐引发西北军变，因此，雍正帝决定循序渐进，先削夺他的权势，再逐步清算。

　　雍正三年二月，雍正帝下旨，以“年羹尧办理青海事务有功，然操劳过度，身体欠佳”为由，免去他抚远大将军之职，调任杭州将军，剥夺他对西北军队的控制权。旨意下达后，年羹尧震惊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雍正帝竟会突然削夺他的兵权。他心中不满，却又不敢公然违抗圣旨，只得不情愿地前往杭州赴任。

　　可年羹尧即便被贬，依旧骄横不改。前往杭州途中，他依旧要求地方官员跪拜迎接，所到之处，依旧铺张浪费，声势浩大。抵达杭州后，他并未安心履职，反而时常抱怨雍正帝“忘恩负义”“鸟尽弓藏”，甚至在杭州将军府中，依旧沿用西北军中的规矩，对下属动辄打骂，全然不把地方官员放在眼里。

　　雍正帝得知后，愈发坚定了处置年羹尧的决心。他开始暗中收集年羹尧的罪证，同时拉拢年羹尧的党羽，分化瓦解他的势力。年羹尧的亲信胡期恒、桑成鼎等人，见年羹尧失势，纷纷倒戈，主动向雍正帝揭发年羹尧的罪行，提供他贪赃枉法、专擅军权、干预朝政的证据。

　　与此同时，朝中大臣也纷纷上书，弹劾年羹尧的罪行。直隶总督李维钧、山西巡抚诺敏等曾依附年羹尧的官员，为了自保，也上书雍正帝，控告年羹尧昔日的跋扈之举；御史钱锋、谢济世等人，更是列举了年羹尧的数十条罪状，请求雍正帝严惩。

　　雍正三年四月，雍正帝下旨，将年羹尧革去杭州将军之职，削夺其一切爵位与赏赐，押解至京，交三法司会审。年羹尧被押解入京时，昔日的荣耀与权势荡然无存，沿途百姓纷纷围观，唾骂他“骄横跋扈”“贪赃枉法”，与昔日万人跪拜的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法司经过数月的审讯，最终查实年羹尧犯有九十二项大罪，其中包括：大逆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这些罪状，条条都是诛灭九族的重罪，可雍正帝念及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功绩，以及他与自己的潜邸旧情，最终决定网开一面，赐其自尽，免于株连九族。

　　雍正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被押赴刑场，赐饮毒酒。临死前，他望着京城的方向，泪流满面，感慨道：“我年羹尧一生战功赫赫，平定青海，安定西北，竟落得如此下场！悔不该恃功自傲，挑战皇权，若有来生，我定当谨守臣节，不复今日之错！”言罢，饮下毒酒，结束了自己功过参半、骄横覆辙的一生，时年四十七岁。

　　年羹尧死后，雍正帝下旨，抄没其家产，将其家人流放宁古塔，其党羽胡期恒、桑成鼎等人，皆被革职查办，流放边疆。曾经权势滔天的年氏集团，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年羹尧的覆灭，是他个人骄横跋扈、恃功自傲的必然结果，也是雍正帝巩固皇权、整顿吏治的重要举措。他凭借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功绩，获得了雍正帝的极致宠信与无上权力，却忘记了“伴君如伴虎”的古训，忘记了君臣有别、法度森严，最终从权力的顶峰跌落，落得个身败名裂、饮毒自尽的下场，令人唏嘘不已。

　　年羹尧的悲剧，也给后世的官员敲响了警钟：为官者，无论功绩多大、权势多高，都应谨守臣节，谦卑自律，恪守法度，体恤百姓，切勿恃功自傲、狂妄自大，否则，即便有再大的功绩，也终将被自己的骄横所吞噬，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雍正帝处置年羹尧后，并未放松对西北军务的管理。他任命岳钟琪为川陕总督，接管西北军队，继续推行新政，安抚西北各族百姓。岳钟琪吸取了年羹尧的教训，谨守臣节，廉洁奉公，勤勉履职，不仅稳定了西北的局势，还进一步巩固了清廷对青海、甘肃等地的管辖，成为雍正帝倚重的栋梁之臣。

　　回望年羹尧的一生，他既有平定叛乱、安定边疆的赫赫功绩，也有骄横跋扈、贪赃枉法的滔天罪行。他的功，足以载入史册，成为大清的功臣；他的过，足以警示后人，成为骄横误身的典范。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可他“功高震主、骄横覆辙”的悲剧，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令人叹惋，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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